又到了大学开学新生报到的日子，一个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满怀对大学新生活的向往与憧憬，带着父母的千叮万嘱踏上求学之路。这让我想起了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那代人的大学求学之路。

    □张机  

    那个年代，乘飞机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学生坐火车只能买最便宜的硬座票，还有可能要坐货运车（那时叫闷罐车，车厢内无坐椅，乘客席地而坐）。即便是省内的长途汽车，由于道路不畅，也不是天天有班车，车速慢似蜗牛。

    1960年7月，我毕业于济南一中并参加高考，那时候的高考规定：先填报志愿后参加统一考试。考生要按理工、农医、文史三大类填报志愿，填表时每类还得按一二三的顺序，填写三个学校。由于录取率低，上大学机会难得，班主任老师再三强调，最后一项一定要填上服从分配（服从调剂志愿）。我们心里只装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纯真情怀，考上大学光荣，考不上不气馁，正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淡定心态。其实那个年代的高考，学生完全是被动应试，高考成绩既不通知学校，更不会告知考生本人，还不允许查分数，任凭“上边”录取，与现在相比，那时极其缺乏透明度，考生毫无知情权。那时候高考贯彻阶级路线是至高无上的，执行“成绩不是录取的唯一标准”的政策，家庭出身比高考成绩更为重要……

    当年我考取了师范院校。那时是票证时代，粮食按人口限量供给，高中生每人每月27斤粮食定量，一切副食品凭票供应，每月发肉票、糖票、豆腐票、火柴票等。布票每年发一次，即便考取大学，也难得做件新衣。到外地上学也买不起帆布包、柳条包这种奢侈品，于是干脆把被褥、衣服等包在被单里，外面用麻绳捆成井字形的行囊，买个廉价的尼龙网兜把脸盆等日用品装好，便是一个即将入校的大学生的全部家当。

    我自幼生长在济南，从没离开过家，第一次出远门外出上大学，头一次坐火车，父母自然有些担心，那时候家庭生活据拮，家人是没有条件为我送行的。记得离家的前一天晚上，做过小学教师的父亲嘱咐我，一人在外一定好好读书，不可浪费光阴。母亲则在火炉上给我炒炒面。做法极为简单，把面粉在文火上炒到刚刚发黄，近似熟面了，稍放点白糖，等炒面凉了母亲给我用一条新毛巾缝了个粮食袋装好，嘱咐我，等晚上念书饿了，开水冲冲喝，充饥用。当时每人最好的粮食就是每月供应5斤白面粉，这些炒面就是我的点心了。

    我读大学的几年间，正好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是个粮食不够瓜菜代的年代，读师范院校的学生可以享受免生活费的待遇，学校每月发给学生27市斤饭票（其中只有5斤细粮饭票，其余是玉米面和地瓜面饭票），食堂师傅常常用萝卜缨、地瓜秧、地瓜叶子等用豆面拌合蒸成“小豆腐”作为主食，纯细粮的馒头、米饭很稀罕。学生每8人分成一个小组，吃大锅菜，大家轮流做值日生，从食堂打回一盆菜，平均分配（好似供给制）。即便如此，也难填饱肚子，学校周边是农村，星期日几个同学相约，到社员收割后的田地里刨落在地里的庄稼，像手指粗的胡萝卜、刨碎的地瓜、没有长饱满的瘪花生等，都成了我们用来充饥的食品。我们还自嘲是“粮食复收队”，仔细找，细心刨，做到颗粒不丢，来节省学校的饭票。

    让我终生难忘的是，现在似乎再没有人愿吃的那种淡而少味的炒面，区区三五斤却陪伴我度过了整整一个学期。平时舍不得吃，每当晚自习后饿极了或者考试前，用保温瓶的水冲上一点充充饥，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母亲的身影，父亲的话语……

    再后来，我把盛炒面的毛巾袋洗干净保留起来，每到放假回家都和考试成绩单一起交给父母，假期过完返校时，我又会带着父母的嘱咐和一袋炒面，高高兴兴地踏上返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