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的县级政治中，可以说每个县域都存在家族政治现象，中县也不例外。 ■“随着高等教育在政治家族子弟中的普及，干部子弟成为中等城市以上的就业群体，而这意味着在中县，政治家族缺乏可持续性的继承传递，也意味着政治家族的衰落是未来的大趋势。”
161个“政治家族”
在当代中国的县级政治中，可以说每个县域都存在家族政治现象，中县也不例外。
“家族”，指的是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
冯军旗在中县挂职两年间，梳理出161个政治家族的关系谱。他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5个以上科级干部的为大家族，共21个；5个以下、2个以上的为小家族，共140个。
从中县政治家族的谱系中，冯军旗发现了几个特点：
一是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比如张泰康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其女婿张保彬后来也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得彬曾任组织部副部长，其内弟高玉溪也任组织部副部长，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二是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也就是俗称的“县领导”，其子女中一般至少有一人具有副科级以上职务，不少还是正科级。
三是政治家族子弟具有向核心部门、关键部门聚集的趋向，比如县纪委、组织部，县委办等等。
四是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而政治家族的形成因素，一是政治录用方面的优势，主要是教育和入伍。
二是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形成了一个熟人圈，互相比较了解，同时，很多领导干部为了子女的进步，会不断对县里的主要领导介绍子女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照顾。
三是政治培养，在领导干部家庭中，父辈的刻意培养加上潜移默化的熏陶，都会使得他们在政治体系内更快成长。
“而除了‘家族’之外，还有错综复杂的同乡、同事、同学、朋友、战友、亲戚等等各种各样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冯军旗说，中县就是一个关系网络编织起来的社会。
中县人的基本行为逻辑之一就是遇事情要托关系，找门路，在涉及到就业这样的人生大事时，更是如此。
“在我所在的西城乡，通过访谈，乡机关80%以上的干部在初职获得中都要托关系，找人情，都要动用关系资源。”
而与政治家族不同的是，动用“政治关系”资源，一些花费则是必然的。
关系网的连接方式有：喝酒、打牌和送礼。
其中喝酒是编织关系网的最重要方式，也是中县每个领导干部的必备之课。喝酒是中县官场的兴奋剂，是干部交往最常用的媒介。在酒桌上，不认识的相互认识，认识的感情会更加深厚。
“中县的很多干部身上都备着三种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片和丹参滴丸。”冯军旗告诉记者，他初到中县时最不能适应的就是喝酒，“有一次一个乡长喝着喝着浑身冒冷汗，赶紧吃了速效救心丸才缓过劲来。”
两年之后，因为喝酒，冯军旗付出的代价就是得了多发性胆囊息肉。
冯军旗认为，“逢进必考”、“公开招录”这些竞争机制是改变单位自繁殖和关系安排的两大制度设计。
1993年以来，随着《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中国的干部体制和干部队伍逐步进入“公务员时代”。
公务员招录对领导干部的权力冲击是很大的，“很多干部讲，1978年以来，甚至到2006年以前，很多局长和县领导都可以通过写条子和打招呼进人，每个局长一年安排4-5个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现在党政机构和事业单位全部‘逢进必考’，等于极大地剥夺了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资源。”
“当时我挂职的时候还有一位县直局长仍在为孩子的就业问题多次找县领导，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冯军旗说，“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改革其实就是权力、利益和资源的再分配，就是把一些权力和利益还给社会。改革，某种程度上就是权力集团和利益集团的自我削弱。”
家族的衰落
“现在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就是，政治家族在中县逐步呈现衰落的趋势。”冯军旗分析其中原因有三个。
一是计划生育政策，这是导致政治家族衰落的根本因素。中县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一大原因就是子女众多。而现在干部群体中，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二是干部交流制度，这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是干部群体就业观念的转变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上世纪80年代，很多中县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女子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我在西城乡时，当时乡长的女儿刚刚大学毕业，乡党委书记就对她说，千万不要回来，北山市都不要回。”冯军旗说，为了乡长女儿就业，乡党委书记特意和乡长一块到省会找老乡运作，最后，乡长女儿留在了省会某银行工作。
“随着高等教育在政治家族子弟中的普及，干部子弟成为中等城市以上的就业群体，而这意味着在中县，政治家族缺乏可持续性的继承传递，也意味着政治家族的衰落是未来的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