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大规模改革，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必须使大多数人得到实惠，看到希望，才能得到比较普遍的支持；其次革旧布新也要循序渐进，尤其是关系用人制度和涉及庞大官僚机器的改革，更要谨慎稳妥进行。

    □郭大松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维新，至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重新“训政”，共持续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因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也叫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实际上是清政府甲午战后实行改革的继续和扩大。两相比较，戊戌变法政治上多了允许满族人自谋生计，准百姓向朝廷上书言事(其实康有为作为百姓一员已经多次上书了)；经济领域增设铁路、矿产总局，计划编制国家预算；军事领域多了一条要求地方力行保甲制度；文化教育领域要进一步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策论，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设立报馆和学会(这在“百日维新”前已经默认了)。那么，为什么此前的改革虽不理想却没有遭到激烈反对，而这个显然没有本质区别的变法仅仅搞了103天就突然夭折了呢？

    戊戌变法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康有为，出身官宦之家，自少走的也是期望科举成名之路。青少年时期的康有为一心想出人头地，但因为书读得一般，科举屡试不第，便另辟蹊径，试想敲开北京紫禁城的大门一举成名。30岁那年(1888年)写下了他生平第一封上皇帝书(一介草民给皇帝上书是违法的)。结果泥牛入海，科举也再次名落孙山，于是又聚徒讲学，机缘巧合，竟然收到了已经考中了举人的梁启超等一批青年才俊(康有为1893年才中举)。1895年春，康有为率梁启超等赴京会试，传来清政府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连夜赶写了一万多字的上皇帝书，与梁启超等发动应试举人们签名，名声大噪。此时，自洋务运动后期逐步兴起的维新思潮日益炽烈，清政府战败痛定思痛也在酝酿改革，康有为借助恰当的时机和大胆的举动，一举确立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地位。

    自1888年第一次上书，至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十年间共七次上书皇帝，在甲午战后维新思潮高涨，统治阶级也要改革以保国救国的形势下，终于打动了年轻的光绪皇帝。当辗转知道了第五封上书的内容后，光绪就想见见康有为，虽然格于朝廷定制不能召见，只派了五个亲贵重臣“问话”，探讨变法事宜，但却给了康有为以后上书言事不拘成例、随时上达的特权。于是康有为又连上两书，请求光绪下决心厉行变法，并慨然指出，当此列强环伺、国家危难之际，“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很显然，直至1895年还在科举成名道路上苦苦奔波的康有为，并不了解什么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要求，他的一些反映时代要求的思想认识，主要来自于历次科举落第之后游览上海、香港等地观察和阅读传教士出版的西学译著。倡导变法维新，只是一个有雄心大志的传统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之时为国效力的大胆独特方式，更有期待借此实现个人生平抱负的因素。

    我们以往习惯于说戊戌变法失败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血腥镇压，表面看是不错。但问题是慈禧在百日维新之初甚至前半期，并没有表示反对，百余道变法诏令联翩而下，便是明证。当然，慈禧虽然归政退居颐和园，但谁都知道她是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同时对并无实际治理天下经验的年轻皇帝急急忙忙变法也不是那么放心，所以才在维新变法之初让光绪皇帝免了他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的职，要求以后凡新任命二品以上官员，都得到太后这儿来谢恩，目的应该说是要掌握人事权，以便控制局面，怕光绪过于急躁，弄巧成拙。

    事实上，康有为一介书生确实没有行政经验，年轻的光绪救国强国心切，美好的理想超越严酷的现实，变法维新确实过于急躁冒进了。试想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百余道新政诏令，103天的时间怎么来得及贯彻实施？昨日的诏令还没来得及布置执行，新的诏令又下达了，日复一日，搞得地方大员手足无措，只好拖着再说。于是，“百日维新”期间各省对新政诏令基本置若罔闻，并不一定是反对变法，而是无法下手变法。心急火燎的康有为和光绪没有检讨真正原因，而是于9月初采取果断措施，以阻挠上书言事的理由革除了礼部六位主要头头的职，同时任命谭嗣同等一批年轻的维新派为军机章京，授权直接按照皇帝旨意办事，激化了最高当局权力之争的矛盾，一时传言四起，有关各方剑拔弩张，终于导致了康有为等维新派密谋策划诛杀荣禄、“围园劫后”。慈禧闻讯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于9月21日软禁了光绪，宣布重新“训政”，直接掌控天下局势。康有为和光绪轰动一时的戊戌变法，仅仅持续了雷声大雨点小的103天，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举凡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大规模改革，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必须使大多数人得到实惠，看到希望，才能得到比较普遍的支持；其次革旧布新也要循序渐进，尤其是关系用人制度和涉及庞大官僚机器的改革，更要谨慎稳妥进行。戊戌变法在前期改革效果不大的情况下，进一步盲目冒进，既没缓解财政困难，也没给百姓带来切实的利益，反倒使多数原有当政者感受到威胁或看不到希望。原本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求得国家富强的进步事业，就这样乱哄哄收场了。可见单凭一腔爱国救国强国的激情，没有切合实际、能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可行措施，再美好的愿望也只能付之流水。

    上述事实表明：孙中山逃亡海外迟迟不归，革命未当其时，改革乃当时救亡保国正途，然改革亦不能操之过急。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