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近日，《中华民国史》(全36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这套史书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几代科研人员历时40年，汇聚国内众多民国史研究者，齐心协力编纂而成。丛书一出版即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特别是台湾媒体也发出惊呼———“这部书颠覆了以往大陆对历史研究的结论”。

    编纂为何历时多年？敏感问题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如何重新评价？《中华民国史》编纂者之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金以林告诉本报记者，民国史只是中国的断代史，他和其它编纂者只想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努力向大家展现一段更加客观的历史。

    “只有看了相对核心的档案，我们才敢动笔”

    齐鲁晚报：看到这部花了几十年心血编纂而成的《中华民国史》终于出版，您是什么心情？

    金以林：成就感肯定是有，但压力也有。因为现在台湾媒体认为这部书颠覆了以往历史研究的结论，还有舆论担心这部书的历史客观性。但我还是想澄清一点，这部书不是官修的，而是学者们的独立研究。从1971年周总理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编写中华民国史开始，到现在为止，上级机关从来没有指示过我们应该怎么研究民国史、怎么写民国史。至于这部书的内容是颠覆性的还是客观的，我只想说，编纂者们为了追求历史真实，苦苦搜集海内外开放的档案，所以才会耗时40年完成。

    齐鲁晚报：您觉得这部《中华民国史》是颠覆性的吗？

    金以林：我们写了40年才把民国史写完。我想说的是，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等待国内外民国史资料的揭秘和陆续公开，我们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和修正。从1981年开始，《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出版，写的是辛亥革命，那时距离辛亥革命70年，2011年距离1949年又是60多年，这么多年的文献积累，我觉得才是相对成熟的。在这部《中华民国史》里，虽然从大的方向讲，不存在颠覆性的研究结果，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对历史事件的表述会有一定的修正，个别事情甚至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

    齐鲁晚报：比如说？

    金以林：2006年美国公布了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展的日本战争罪行调查，公开了几十万页的档案。其中对日军731部队的调查显示，731部队的头领石井在战后被带到美国继续从事生化武器研究。为了掩人耳目，美军还在日本为他建了墓碑。像这类文献的公开，对我们认识日本战争责任问题，提供了大量坚实的证据。因此在我们不能充分掌握档案前，真是不敢轻易动笔写啊。

    齐鲁晚报：当您得知这些历史真相时，是不是也大吃一惊？

    金以林：是啊，有时甚至心惊肉跳。我们用了40年时间不断搜集档案，只有相对核心的档案都看到了，我们才敢动笔。但即使是今天，我们还有大量的档案没有看到。

    齐鲁晚报：您所说的珍贵文献除了国内的历史资料，还有哪些？

    金以林：尽管大陆保留了大量民国时期的文献，但涉及国民党的核心档案，基本上都被带到了台湾。比如台湾的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上世纪90年代公开了大量史料，俄罗斯也解密了大量中共与共产国际的档案。此外，海外文献也逐渐公开，其中包括收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宋子文、孔祥熙档案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还原很多历史真相。

    齐鲁晚报：这些年您在搜集档案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金以林：有一次去台湾的国民党党史馆，亲眼看到了大革命时期，一批中共领袖如毛泽东等人的多封亲笔信函的原件。这些文献你不看，怎么敢写民国时期的国共关系史？2006年，蒋介石日记公开后，我们研究所马上派人去抄阅。尽管在蒋介石日记中对中山舰事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西安事变的记述，都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大体一致，没有留下颠覆性的记录，但还是丰富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

    齐鲁晚报：有人说，这部书体现了一个政府看待前一个政府的态度，还有人说，这是一个民族回顾自身历史的一次反思，您怎么看？

    金以林：这套书从开始编修就饱含争议。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有许多老同志质疑：“为什么要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而现在人们则担心，因为涉及国民党执政时期的诸多方面，我们能不能客观地陈述历史？

    我想说，我们以往常常用革命史观来看待这段历史，必须要分个青红皂白出来。但这次我们是以整个中华民族的身份来回顾这段发展路程，民国史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能割裂，更应该客观。

    “所谓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性是后见之明”

    齐鲁晚报：今年正值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中华民国史》对这场革命是否有新的评价或发现？

    金以林：我个人感觉，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还远远不够。这其中有认识上的差距，也有时代的因素。

    国内学界通常将1840年至1949年的近现代史划分为两段，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传统观点认为两者的区别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因其阶级局限性，导致革命的不彻底，必然要走向失败；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会成功。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过于强调两种不同性质革命的差异性。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割裂看待所谓新、旧民主革命，从革命家自身的经历来看，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几乎都参加过辛亥革命。

    齐鲁晚报：具体来说呢？

    金以林：任何社会变革，不可能等到一切准备就绪，指望一次革命就可以成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在亚洲建立起第一个共和国，这是了不起的贡献。尽管它很不完善，但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所谓历史局限性，是我们的后见之明，是对先贤的苛求。在我个人看来，辛亥革命把它该做的都做了。正是在辛亥革命成功的基础上，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希望来完善这一制度。在新的探索中，一部分先进分子又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

    齐鲁晚报：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时代去看待和评价辛亥革命。

    金以林：辛亥革命后能够让民主共和深入内心，这不是简单的一句话。应该说，辛亥革命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这是了不起的功绩。

    “理解当今的‘民国热’，但别太盲目”

    齐鲁晚报：现在这部民国史可以全面展现民国38年的面貌么？

    金以林：还远远不能。应该说中华民国史研究到今天才刚刚起步，毕竟只有40年的积累。无论是已有的研究成果、作者的知识结构，还是档案文献的开放程度都差得很多。孟子时代就开始研究孔子，到今天两千多年了，先秦史研究中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更不用说只有40年积累的民国史了。因此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齐鲁晚报：有这么一种现象，现在一些家长都在找民国时期的老教材，甚至有的教育专家对民国教育都非常推崇，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金以林：我们对民国的怀念，一方面是当今社会开放了，发展日新月异，多元价值观的文化冲撞，引起人们对民国时期的更多关注。另一方面，以往我们对民国历史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因此，越是了解少的，大家就越感兴趣。但我认为不要盲目崇拜民国，要对民国史有一个完整全面的认识。谈到民国时期的教育，远不是现在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完美。

    齐鲁晚报：您能举个例子么？金以林：就拿高等教育来说，民国时期能上大学的，可以说出身非贵即富。抗战胜利时，中国的总人口是四亿五千万，而当时的全部大学在校生只有8万多人。现在中国总人口是当时的三倍，但在校大学生高达2400多万，是民国时期的300倍。那时的大学教育完全是精英教育，一年学费三四百块大洋，别说是穷人，就是一般的城市平民也上不起大学。

    齐鲁晚报：好像那时候的贫富差距也非常大。

    金以林：民国时期在北平拉洋车的，像骆驼祥子，相当于现在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一个月6块大洋的收入可以养活全家，而那时一个大学教授月薪300大洋，是祥子的50倍。要是现在大学教授是出租车司机收入的50倍，那月收入至少20万吧。这种贫富差距，以及大学生比例，很难说民国时代好。那只是极少数社会精英的生活，而不是大众的生活。现在有一些人总是迷恋那时候的大学教授如何如何，真要是如此的话，这个社会能承受得了吗？

    齐鲁晚报：等待40年终于等到《中华民国史》出版，您感觉这部书还有什么遗憾吗？

    金以林：首先在一些历史问题上，我们至今仍然无法找到答案。但是我们现在比较自信的就是我们有钱了，可以到世界任何地方，寻找我们想要找到的历史资料。最近我们得知，司徒雷登的档案在耶鲁大学全部开放了，我们就必须要去看。到时我看到的民国面貌可能又会发生变化了，至少是在不断丰富。那时，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