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规则是法大于一切，“官本位”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屁股决定脑袋”。一些人口口声声挂在嘴边的所谓“游戏规则”，只能产生在那种“人大于法、权大于法”的社会土壤之中。

    □本报评论员 石念军  两则旧案新近再度被舆论聚焦，9月11日，贺卫方等60余位学者、律师发起“聂树斌案研讨会”，联名上书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对聂案进行重审；9日，保定市北市区法院再审“王朝抢劫案”，当庭宣判“维持”此前已被河北省高院撤销的二审判决。(详见本报今日“深读周刊”)

    9月19日到21日，笔者去石家庄拜访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和王朝的母亲杨惠贤。历数过去五年与公检法等部门打交道的经历，杨惠贤说，一位领导托人给我捎话，一句是“民不告官”，一句是“不要破坏游戏规则”。她直言，这句话让人浑身感到冷飕飕的。且不说“民不告官”的悖论，单单是那所谓的“游戏规则”，已让人惊诧。

    事实上，杨惠贤过去五年的奔波，并非针对某位官员、某级政府，她所诉求的，不过是请求这些在其位谋其政的人恪守法治，客观、公正地审判自己的儿子而已。她甚至不苛求儿子无罪，而只是请求法庭在宣判的时候，能够出示足够的证据让她信服“儿子真的犯了罪”。依这名官员的悖论，是什么样的“游戏规则”，要让一位持有合理诉求的母亲停下上诉的脚步？而这所谓的“游戏规则”背后，又是怎样的官场现形记？

    笔者愿以最大的善意解读两案，但研读其中一些细节、辨析两位母亲的亲历，一些担忧总是若隐若现。

    王朝涉案五年，前后已有六名代理律师主动提起解约。问及原因，他们请求杨惠贤理解：“我们还要在这里工作、生活。”保定的也好，石家庄的也罢，均暗示自己被施压。谁在施压？显然，除了司法系统及其所在的官场，无他。但众所周知，阻碍当事人依据自我意愿聘请辩护律师，不仅直接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干扰律师依法自由执业权。以恪守法治、捍卫正义为己任的司法职业者，何以如此枉法？干预司法的如此行径，显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别有动机者的敲山震虎之举，意图让当事人知难而返，以期操控司法程序。如此种种，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必遭折损。

    古时，民众若为得势者迫害，申诉鸣冤只能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甚至“告御状”，其艰辛曲折常言难道，遂有“民不告官”的古训。寻根溯源，概因旧社会“人大于法”。现代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皆受法律保护、为法律监督。但凭一己之力申诉的民众，律师被劝退，个人亦遭“警告”，古往今来的冤情何以大致相同？

    解读这一“游戏规则”，张焕枝的一段话或许恰好作答。她说，我知道，要是他们承认了这个错误，他们自己就要倒霉。他们不想倒霉，就必须一直错下去。果真如此，那就等于一个人编造了谎言，还要编织更多更大的谎言自圆其说。现实或如她们描述的那样荒诞：时间越久，越多涉入其中者，在职位升迁的共同命运下结成利益共同体，并以公权的名义绑架一方司法捍卫一己私利———“乌纱帽”遮蔽了他们对法的执著。

    司法部门纠结于“官场”之中，或许是公众最不愿接受的，但又不得不直面的窘境。司法的规则是法大于一切，“官本位”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屁股决定脑袋”。一些人口口声声挂在嘴边的所谓“游戏规则”，只能产生在那种“人大于法、权大于法”的社会土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