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专栏

    实际上，我们脑中都潜藏着城市人的优越感，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喜欢在村里招摇、喧哗、打闹，毫无顾忌……

    多数知青题材文学作品写的都是插队的“苦难”，作家也多是较早插队的那一批。1975年，知青插队运动已是轻弩之末，适逢轮到我插队了，我与那些作家的感受绝对天上地下，感觉那简直就是两年的乡村游。

    我插队到枣庄市北庄公社东庄大队。此前信息已很明朗：若做工须先下乡插队锻炼，招工则以插队早晚顺序选拔。如今想想，插队这办法还真不错，让城市孩子尤其是“官二代”、“官三代”们体验农村的贫穷，有利于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对最终消除城乡差别功莫大焉。

    下乡时国家补助我们每人月生活费11元钱。我概算一下，11元按生活物价，顶眼下至少500元。我们组三十几名知青，大队把紧邻河边的两亩多沃地给我们当菜地，由专门的农民替种；由专人为我们做饭；住房免费，先是分住小学教室和农民闲房，后为我们盖了两人一间的砖瓦房；当时农民干活男女并不同酬，男壮劳力一天挣10个工分，女人最多才挣6个工分，但我们男女知青每人都给记10个工分。

    农民为何那么宠我们？窃以为是20多年森严的城乡划分，已固化了农民的等级观念：自己天生是下等农村人，知青天生是上等城市人，农村人就该崇拜、敬仰城市人。当时，农民这种意识多是真诚而无怨的。

    虽然当时并未思考到，也从未谈到这些，但实际上，我们脑中都潜藏着城市人的优越感，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喜欢在村里招摇、喧哗、打闹，毫无顾忌；除干活，很少与农民相处，总是知青结帮玩耍……尤其是偷———当然，多是偷集体的，有一段时间偷得最多的是土豆，是村集体菜地留的土豆种，藏一深窖里，晚间玩饿了，就常潜入窖内偷一些，借农民锅灶煮着吃，村干部从未找过我们一回。

    附近有一部队驻所，或许是几位首长的孩子落户我们知青组，部队所有官兵也对我们特别厚爱：允许进营区看电影、玩耍，甚至搭军车，这也助长了我们的优越感。

    下面就说说这种潜在优越心理唆起的一起撒野事件———

    1976年春节前，市里搞农村基层文艺会演，程序是：以行政村为单位组成宣传队，自编、自导、自演，然后经公社、区层层评比，确定一村级宣传队代表区参加市里的会演。东庄大队是全市的“大寨队”，自然很重视，考虑到城市学生文娱天赋高，就将具体组织任务交给了作为知青组长又恰是原学校宣传队骨干的我。

    知青组各人年龄、学历、爱好与专长参差不齐，不计简单会点乐器的，公开演过节目的也就七八人。但一听说大冬天不用去填滩造田，逗乐似的在室内练节目一天记10分，20多人报名参加了宣传队。

    一个近2000人的大村肯定不少农民也是有文艺细胞的，但我也没打听，没招贤，就组成了一支纯知青宣传队，最终由我编、导同时担任主演，弄出了一台两小时的节目。

    那晚轮到我们在公社露天舞台演出，台下是几千名农民观众。轮到柳琴表演唱《六个老汉学愚公》，我们6位男演员头扎白毛巾，一副黄土高原农民装扮，挥舞着道具镢头上了台，演到半截，忽听一知青在台侧喊：“小K挨揍了！小K挨揍了！”

    小K是东庄知青，时任公社民兵小分队成员，当晚维护观众秩序，与公社驻地村的地痞青年发生纠纷被打了。6个“老汉”正舞着，听到喊声，都立即跳下台去帮小K打架。当然，我肯定是最后一个———但毕竟也跳下了台子。此前，公社驻地痞子并不知小K是知青，此时得知小K身份，都吓跑了。

    观众乱了，公社领导急忙跑过来好言哄我们，说别生气，别计较，赶紧上台继续演出。

    对方毕竟被我们吓跑了，我们俨然一胜利者，自鸣得意地叨叨骂着，重新上了台，乐队重新奏乐，“6个老汉”重新舞起镢头……

    如今，原知青组人聚会偶尔有人会说起此事，说：“真好玩。”真好玩———如此理解？仅仅是当初年轻人的调皮吗？不，那是我等一出典型的城市人等级优越感作祟的撒野。

    如今，农民可进城打工，可创业当老板，可考学改变身份……当初森严的城乡等级观念在萎缩，城市人的优越感在萎缩，这都是进步。但新的等级意识却在社会上悄然形成，而且更复杂、层次更细腻，在百姓尤其弱势阶层的人心中烙印更深，负面作用更大，“我爸是李刚”等一系列事件及连锁反应皆缘于此，原因令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