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过去这么多年，每每回忆，总也摆脱不了内心强烈的歉疚。

    追溯中国当代百姓的上访史，我及我们一起插队的多个知青应被书上一笔，因我们早在1976年就上访了，且是真正的“群体”上访。

    那一年是新中国迄今重大事件突发最频繁的一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四人帮”垮台……还有，清明时分，群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聚集悼念周总理，被定为“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该事件莫名地殃及了我们。

    那时，我从知青组抽调公社，身兼体育站长、文化站长、报道员多职。4月下旬的一天，公社突然来了多辆车，下来十多人，诡秘地进入小会议室。平时一旦来客，总是我倒茶送水，但这次我才走近会议室，就有人出来抢接水壶，明显阻挡我入室。

    莫非这拨人来意与我有关？

    后来，他们到饭店吃饭去了。再后来，S秘书独自回来。他喝了很多酒，不停地以手帕擦鼻子。我忐忑地在他身边候着，候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了，问我感觉他平时对我怎么样。我发自内心地说，你对我太好了，使劲培养我，让我进步……“那你就给我说个实话。”他打断我的话：“你有没有干过对不起党的事？”

    可想而知，对于刚成年的我，这问话几乎令我昏厥。

    S简单问了我几桩事、几个与我要好的知青的表现，然后说，本来纪律不许透露给你的，但我与你这个关系，还是忍不住———东庄知青组可能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像“四五”事件那样的。为此，市公安局、知青办、矿务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已进驻。今天起，你回村配合调查。记住，我这些话你对谁也不能说。自己有什么事如实向组织坦白，问你其他知青，你要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他最后叹了口气说：“若真犯了错，反正还年轻……”

    我就这样返回了东庄。

    蓦地冒出这么多人，名义上说“研究总结知青工作经验”，显然骗不了我们这些知青。而由公社被遣回，组友认定我必知其中秘密，几个要好的就私下盘问我。我信守对S的承诺，佯装不知，但碍不住被连声指责“不义气”，我这人从小就常因哥们儿义气犯错误，这回终于控制不住了，直接问道：“咱这里面谁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我一个个指点着问，自然无人说做过。我说：“骂誓！”他们一个个愤然骂誓，骂得都很毒。

    我便将S对我讲的全吐露了出来……

    到此，读者也自然猜到最终的调查结果了：所谓反革命集团完全是无稽之谈，立案起因是一干部发现组内有“奇异”情况，如有知青常晚间独自外出，一查是到另一村偷听说书去了；有知青日记记事不写名，以“L”、“Z”替代，像暗号，一查是因暗恋女知青又怕别人看到日记，便以符号代名；有知青藏有子弹，而这在当时农村极平常，我们东庄就有个武装民兵班，常实弹打靶，而且知青中还有部队的孩子。

    一了解是这样，工作组即“总结经验”完毕抽身走了。

    这下子，多个当初被工作组瞄上的知青“群情激愤”，皆鼓动我挑头去市里上访，要求给予公开“平反”。我很犹豫，因从公社返村时，S曾交代过：“若经查没事别声张，快回来照常工作。”我犹豫来犹豫去，最终未撑住哥们儿义气的诱惑，便回城上访了。其实，从内心讲，我们当时上访，实际上有点故意找事儿“玩”的性质。

    结果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平反”，因若不是我泄密，也确实没发生什么事。

    事件过去这么多年，每每回忆，总也摆脱不了内心强烈的歉疚。欠谁呢？

    刚才说过，我当时任公社体育站长。辖内有所中学，名枣庄七中。七中每年开一次春季田径运动会。此前，我策划由全社7个知青组与七中联合举办本届运动会，又具体负责各知青组的组织、联络工作。工作组撤走时距运动会开幕仅余几天，学校已将所有参赛学生及知青编入具体项目组，拟订了具体赛程。七中皆是当地农村学生，得知与我们城里来的知青联合开运动会，个个情绪高昂，都期盼着。而作为知青方的组织负责人，我却因哥们儿义气抛弃了这一切，突然失踪撒手，各知青组顿时群龙无首，都未能参赛，整个一团糟……

    事件过去这么多年，现在仍不敢回想那结局。在此，谨借此文向当初七中的老师和同学，向那片土地上的农民郑重道歉———怪都怪年轻时的陈中华了。

    (本专栏至此结束，谢谢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