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当安徽铜陵市在全市范围内撤销街道办，为基层政府做减法时，在青岛市市南区，一场街道办的改革却从“加法”做起，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街道办撤还是不撤？

    或许当下的中国居民不会立刻觉察到，2011年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正在中国大大小小的社区之间进行，而那些家长里短上的变化将会深刻影响基层政府的职能和定位，进而影响每一个中国家庭的生活。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只有政府，没有市场和社会；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有了市场，但是还没有社会。现在构建社会，我们从基层政府开始做起。”一位青岛市南区政府官员表示，在如何构建现代社会的问题上，基层政府的改革不仅在于干脆，更在于清晰和彻底。

    社区来了“副处级”站长

    最近一年，曾在青岛市市南区一街道办工作了十多年的薛洪德发现：走在社区内，会不时遇到与他打招呼的居民，甚至被一把拽住，带去某个“问题”的现场。而之前在街道办工作时，一天看不到一个居民来访，经过辖区时也无人认识他。

    薛洪德笑着说，现在即使每天早晨提前半个小时到岗，也会有居民在办公室等他，这种日子很充实。甚至，他喜欢别人称他薛站长，而不是街道办的薛主任。

    2010年，在市南区政府“中心下移，固本强基”的理念下，薛洪德以新任湛山街道办副主任的身份被派到辖区仰口路社区办公，成为仰口路社区政府工作站站长。像薛洪德这样的“副处级”站长一共有132名。与他们一同“下放”的还有街道办这一层级中80多项行政服务项目的审批和办理。

    “社区工作站是街道办派到每个社区的政府派出机构，每天负责受理社区居民六大类、80多项行政服务需求，什么城管、绿化、环卫、社区环境、外墙、排水管道、综合治理、安全生产、消防、居民调解、计划生育、失业救助、残疾人帮扶、孤寡老人、办老年证等等。以前都是居委会办，现在都是我们办。”薛洪德说。

    工作站这一派出机构的出现，不但让居委会重新回归为一个居民自治组织，同时增进了行政服务效率。薛洪德说，到工作站办事的社区居民，就像到街道办一样，比如关于低保、失业救助条件的审核，以前需要通过居委会逐级上报，现在直接面对面就可以解决了，省下的时间不止一两天。

    自从没有了居委会这个曾经从事行政工作的“二传手”，市南区平均每个社区月办结各类行政性事务330余件，是改革前的1.8倍。

    “以前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定不下来，需要到街道办请示。现在居民有事，薛站长是街道办副主任，第一时间就能解决。”仰口路社区居委会主任王淑伟说。

    “很多工作推进得非常快，有一个副处级在那里，有些事情可以当场拍板，有些工作可以更加专业一些，而不是随便应付。”湛山街道办副主任周倜也觉得“副处级”下沉到基层确实让整个工作“厚实”了很多。

    仰口路居委会的王主任笑着说，自从有了“薛站长”们，现在居委会有时间下去服务了，现在仅社区的文化队伍就有21支。而同样得到解放的还有湛山街道办。最近，湛山街道办举行了帮助小微企业的金企对接会，请青岛银行、浦发银行、河北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对接，现场就联姻了“两对儿”。

    而与“软件”一同变化的，还有整个社区中每隔几百米就能看到的各类社区服务设施。薛站长说，与他一同“上岗”一年多的还有社区管理、医疗、文化三个1000平米的社区服务中心。

    薛站长带着记者走进“他的”服务站———仰口路社区服务中心，劳保、综治、计生等六个窗口后分别是正在办事的工作人员，像个小“超市”。如今，市南区像这样的行政服务“超市”就有48个。

    “没想到，全部业主都出来投票了”

    “咱们自己的事，咱们自己做，咱们是自己管理自己。”

    每当仰口路社区居民遇到一些烦心事，又无法求助政府时，居委会主任王淑伟总会这样“理直气壮”地安慰居民。虽然十三年间她大多数时候在从事与社区自治不搭边的行政工作，但她没忘记居委会说到底还是个自治组织。

    在整个湛山街道，从居民代表大会、片区居民议事会、封闭小区业委会，到楼院和谐促进会，几乎每个社区都能找到居民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自治组织。

    在仰口路社区服务中心二楼有一间居民议事厅。“每年有很多居民纠纷、社区重大事项在这里

    解决，这个议事厅就是一个见证。”王淑伟说。

    而在整个湛山社区，除了居民自治组织，还有楼宇物业联盟、爱心互助会、律师服务协会等行业性社会组织20余个。王主任说，这些协会不是摆摆样子的，前几天一个居民家里闹房屋纠纷，希望通过居委会寻求法律援助，我们就帮她联系了律师协会。

    街道办的社区工作站成立以后，王淑伟感觉到，自己的身份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工作站有了财权，我们是要履行监督权力的。”王淑伟觉得，“小巷总理”这个头衔现在理应让给薛站长了，而居委会的职能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了。在今年7月国家出台的《关于加强社会创新管理的意见》中，王淑伟通过报纸看到一个词———公众参与。

    在取消街道办的铜陵市，公众参与意味着居民开听证会，对社区内开办选矿厂一事可以投反对票否决。“我们没有听证会，但社区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周倜说，街道办前面的一块空地原本要建设一个4层的老年公寓，当初设计了四五层，“但现在呢，地皮值钱了嘛，寸土寸金，开发商想盖二十四五层，老百姓知道这个事情了，坚决不同意。”

    “当时开发商本打算求助街道办，帮助协调居民的意见，但居民还是不同意。”薛站长说，后来，这个事情上报给区里，区长说，“当地老百姓不同意，那就算了。”

    但是这种通过居民反对就可以推翻一个项目的例子现在仍然稀少。“青岛市在哪块盖房子，青岛市建委就拍板了，跟街道办，甚至跟区政府都没关系，更不会跟社区居民相关了。”薛站长无奈地说，现在市南区还达不到这个程度。

    在珠海路街道海口路社区，身兼居委会主任，同时也是小区业委会主任的任清云说，他们在小范围内尝试过听证，甚至“公投”。

    与湛山街道开放式的老楼院不同，海口路社区大都是高档封闭式小区，这里不但住着社会各界精英，还有几百名外国居民。与每天“焦头烂额”的王淑伟不同，任清云说，这里的居民遇到问题大都寻求社会服务机构解决，日常的问题主要发生在业主与物业之间。

    任清云说，前一阵子，因为物业费问题，海逸名都488户居民全部出来“公投”了。

    “起因是小区的物业费加电梯费是2.2元/平方米，有几个业主觉得太贵就不交物业费了，每人拖欠了两三万块钱。而业主呼声最高的是要求改选业主委员会。”任清云说，“公投”以前，我们居委会利用周末和晚上时间给每家发选票，我们还弄了一个投票箱，由物业、业主同时守着投票箱，准备“公投”。“没想到，全部业主都出来投票了。”

    街道办撤是不撤？

    就在安徽铜陵裁撤街道办的改革如火如荼之时，关于是否裁撤街道办，以及撤销街道办后大社区如何构建的问题引发了不少思考和争议。有文章认为，一把手统统是公务员，社区负责人同时担任居委会主任，居民自治的空间又有多少？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新成立的社区不能等同于一个小街道办。“这是换汤不换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在媒体采访时表示。

    北京石景山区的鲁谷社区，江苏南京的淮海路社区纷纷在街道办裁撤的探索中遇到了瓶颈。另一方面，在杭州市郊余杭区良渚文化村中，没有居委会、业委会的居民依靠26条自行制定的《村民公约》，对小区进行自治管理。

    此间，悄然探索3年之久的青岛“市南模式”能否让社会基层改革别开生面？

    在社区里面，政府工作站和居委会是什么关系？王淑伟说：“我们是居民自治组织，他们是政府派出机构，我们是合署分工，各有各的工作，我们既不是上下级，也不是平级，我觉得应该是多理解、多沟通、多尊重吧。”

    王淑伟说，工作划分上我们是各干各的，这个有分工。但是实际工作中，我们居委会也有求助工作站帮忙的地方，工作站也有希望我们配合工作、做协调的时候，这分不了很细。“但是公权力一定要在法律的范围内实行，不能越权。”

    薛洪德对铜陵社区负责人兼任居委会主任的做法很不认同。

    “起初我们也想过，让副站长兼任居委会副主任，但是我们发现这在法理上理不顺。成立工作站，就是要把行政与居民自治分开，如果一个公务员又是政府负责人又是居民自治代表，那就等于没分开。”

    薛洪德说，有一种说法认为，政府管理的事情越多，给予居民自治的空间就越小。但在市南区，行政权力在基层完全限定在了80项行政服务项目当中。“法律赋予你的权责要做，没有赋予的就不能侵犯居民的自治领域。”

    “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只有政府，没有市场和社会。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有政府了，有市场了，但是还没有社会。我们现在从社会基层组织开始做起。”市南区政府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有提供公共服务的基层政府，有提供市场服务的企业组织，还有自我服务和管理的居委会，行业协会等等，这就是未来中国社区的大致模样。而政府现在能做的，便是将行政权力沉到基层，回归社会，在法律框架内为居民服务，以此再引导居民自治，完善社会化服务。

    “在社区当中，公权力和民众自治的力量有时是此消彼长，但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它的好坏。”青岛市社科院城市所副所长冷静说，在市场尚不发达，居民需求还无法通过市场满足的时候，简单谈居民自治还为时尚早。与其强调去行政化，不如规范行政化。

    冷静强调，社会管理和居民自治不仅要根据社会发展程度，还应该根据当地风俗和社会环境。“简单地说，铜陵模式适合小城市，但是否适合大城市还有待探索。现在简单强调立刻撤销街道办还不科学，当居民自治还没有发达到那个程度时，让居民自治直接面对市区政府太不现实，而且缺少了街道办这样的社会预警和矛盾缓冲层未必是好事，因此撤与不撤街道办最终要看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