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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嫂你是陌生人吗
  • 2011年11月07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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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济南,星级越高的月嫂越抢手,四星五星的要提前半年预定。图为月嫂正在接受培训。(资料片)

    文/本报记者 任鹏

    “我一个月炒了四个。”
    “这,就是一部血泪史。”
    家里经历过数位月嫂加保姆的全职妈妈周少玲,有时和朋友历数请保姆的经历,耳朵里灌进来的是这些“切肤之痛”。
    “处理和保姆、月嫂的关系,比看孩子复杂多了。”
    “找月嫂难,找好月嫂难上加难。”在众多的感慨声中,宋远和保姆14年的关系几乎“是一个奇迹”。
    但无论如何它发生了,似乎能见证某些东西的变与不变。

    你凭什么要求人家把你当朋友?

    几个月前,搬进350平米的新房子后,周少玲狠狠心,决定不再和保姆续约。

    这位30出头的全职母亲,心思大都放在孩子身上。周少玲的丈夫是做房地产生意的,他们家先后请了三个月嫂,最多时家里有四个保姆,还有一位菲佣。

    周少玲的第二胎是双胞胎,找的24小时月嫂,四颗星的,干8小时,月工资2000元;双胞胎,再加500元;24小时的,工资翻倍。这样算下来,这个保姆的工资就是5000元。

    不过,周少玲很快发觉,花钱多,不见得能找到满意的月嫂。比如说,这位“四星级”月嫂叠好洗净的床单后,一屁股坐在上面。“她说用屁股压平一下。”半夜给孩子喂奶粉,她会把奶瓶掉在地上。

    周少玲的母亲还发现,月嫂直接用孩子的奶瓶喝剩下的奶粉,“哪怕她倒在碗里喝也行啊,别直接对嘴喝。”

    第二位呢,“签合同前笑眯眯的,看着挺干净”,但在周少玲家只呆了一周,因为她“进家后从没笑过,感觉一直在生气,这样对孩子不好”。

    后来,一位和丈夫来城里打工的钟点工成了她家保姆。这个农村女人很实在,当保姆是因为“儿子上学需要钱”。

    在济南阳光大姐公司的家政服务员中,有一多半和周少玲用的这位保姆一样来自农村。

    周少玲很想把她当朋友来待。她心里念念不忘的,是生大女儿时请的那位月嫂,这位月嫂已经离开五年了,“对我大女儿照顾得非常好,我什么都不用管。”

    周少玲做了不少努力,来搞好和保姆的关系。

    有一次,保姆说,自己的孩子常听班上的同学说,必胜客的比萨多好吃,他却从没吃过。

    “我听了心里发酸,因为我女儿都吃腻了。”不久,周少玲的母亲去必胜客,她让母亲多买了一个比萨,把半个包起来给了保姆。

    周少玲常去香港购物,她向保姆承诺,等两家孩子大一些,就带他们去香港迪士尼乐园玩,因为“他们家的经济条件根本不可能去”。

    直到几个月前几件小事发生,周少玲终于忍不住了。

    周少玲的一对双胞胎得了肺炎,一天下午4点多去医院打针,保姆反问:“我应该5点下班啊,晚了怎么办?”

    搬家后,保姆又提出,工作地点远了,想再晚20分钟上班。“之前,已经让她晚30分钟上班了,她怎么这么不替我考虑?”周少玲接受不了。

    丈夫一直劝周少玲,把保姆当家里人看待。“你这么想,她们也会这么想吗?很多朋友也说,互相把对方当朋友的很少。不过,你凭什么要求人家把你当朋友?保姆就是保姆。”

    14年没涨工资的“奇迹”

    40岁的宋远对自家的保姆有些暗暗得意。

    宋远是省城一家事业单位的职员。这个保姆,是在宋远休完产假后来给她看孩子的。

    1997年的济南,还没有中介公司,只能通过熟人介绍,保姆也不分星级,服务水平就是用雇主口相传。宋远的哥哥听说“这个保姆干得挺好”,就给她找了过来。

    见面后聊天宋远才知道,她们两个人的母亲竟然是住在同一栋楼上的。保姆人到中年,一直没有稳定工作,家庭条件一般。

    等孩子上学了,保姆就给她家当钟点工,每天做一顿饭、打扫家里卫生,一晃过去了14年。

    有想不开的事,保姆总会找宋远,把心事倒给她听。宋远“不很会劝人”,这时候,她会安静地充当听众。

    宋远的婆婆最初常在孙子面前唠叨保姆的不是,儿子给妈妈学舌,宋远狠批了儿子一顿:以后不能说保姆,得叫她娘娘。

    “就这一件小事,他娘娘特别感动。”

    宋远向儿子唠叨:爸爸妈妈工作忙,没时间,你娘娘是在咱家特别困难的时候来帮忙的,是来照顾你的。

    逢年过节,宋远单位会发一大堆鱼虾、食用油和果蔬,宋远一股脑地把这些福利提到保姆母亲家。

    眼下,按济南的行情,做这些活的保姆基本不会少于1000元月薪。宋远从没给保姆涨过工资,保姆也没提过,她的工资一直是400元。这个月薪,用宋远的话说,放在现在的保姆市场,“简直是个奇迹”。

    “人家现在只有一次生育机会”

    在济南一家企业做职员的杨婷,她的“80后”朋友对雇用月嫂有不同的看法。

    自打月嫂进家后,孩子就从没用过纸尿裤,所有的尿布都丢给了月嫂,“这样省钱。”

    这位有着不错工作的白领,给杨婷传授的经验是:“这些月嫂就是雇来干活的,钱都花了,不用白不用。”

    在济南一家学校当老师的王华,请的月嫂是同学曹玲介绍的,因为曹玲的同事反映,这个月嫂“非常好用”。

    曹玲的同事是个“要求很严格”的人,她说,保姆就得训着使用,动不动就支使她干活,“相处太熟了,有些话反而不好说,雇佣关系其实最简单。”她觉得,那种“从一而终”的保姆,只能存在于上个世纪,现在,“时代不同了!”

    王华的弟媳妇在广州,2009年生孩子时花3000元请了月嫂。月子里,弟媳妇把月嫂和前去伺候月子的公公婆婆指挥得团团转,包括给婴儿洗衣服专用的脸盆,每次用前都得消毒。甚至同事过来看宝宝,也让人家戴口罩,“这像什么话!”王华的母亲很看不惯。

    “我就搞不懂,为什么她喜欢请月嫂。把孩子交给别人带,自己倒是轻松了,但月嫂说白了是拿钱做事,遇到有责任心的还好,遇到没有责任心的,就像上班一样,好孬都领工资。”王华的母亲私下里打电话跟女儿抱怨儿媳妇,“你看她,一个当妈的,晚上孩子醒了都不愿自己喂口奶,让月嫂起来喂奶粉,人家晚上也得休息啊!”

    王华的弟媳妇娘家条件好,在这个“80后”看来,“能拿钱来解决问题的,都不成问题。”

    王华的弟弟夹在中间为难,私下里劝来自小县城的母亲“别那么心疼钱”,“人家现在只有一次生育机会,哪像你当年,能生好几个!”

    家里要安监控,你愿来吗?

    周少玲就委婉得多。

    当时她正坐月子,喜欢网购,一件件奢侈品寄到家里。周少玲乐滋滋地拆封,保姆也在一旁,惊异地看着这些她从没见过的包包。

    保姆问这些皮包多少钱,周少玲不太愿意说。“她肯定听说过这些牌子,我是怕她想:自己辛苦一个月才赚这点钱,她买一个包就得上万。”

    周少玲觉得保姆很敏感,“雇主说话很多都是不经意的,但不知怎么的,就会刺激到她们。”

    一年付出7万多元雇的菲佣,周少玲没觉得像传说中那么好。“不过,她们不会像国内保姆那么敏感。另外,会说英语,对孩子学语言有帮助。”

    这个菲佣月薪3500元人民币,周少玲家还要承担她每两年一次探亲的来回机票以及每年的签证费。即便这样,在济南,这样的菲佣也很抢手。

    杨婷也发现,楼下带孩子的月嫂和保姆对别人对她们的称呼很敏感,院里的人也都明白,称她们是孩子的“阿姨”。

    同样,每次和人交谈,济南阳光大姐家政服务公司副总经理高玉芝总是要纠正“保姆”这个说法,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

    在她看来,对“保姆”合适的称呼是“家政服务员”。

    “互相尊重和理解,是雇佣关系中最难处理,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吃剩菜剩饭、在工作时间外增加工作量的情况并不是个例。阳光大姐的行业培训中,关于雇主和家政员彼此之间尊重和理解的项目就有八条。

    “怎么才叫尊重?人格上尊重才叫尊重。”高玉芝说。

    沈欣是湖南卫视家政服务类节目《把谁带回家》的制片人,他说,创办这个节目的灵感,源自周围同事、亲朋中找保姆、月嫂的千难万难,觉得做这个节目一定能火。为满足各类家庭的各种需求,节目组兵分十路,奔赴全国各地,搜寻各类优质家政人员。精通中医推拿催乳的金牌月嫂,能让各种宝宝“秒睡”的育儿嫂,眼里容不得一点儿灰尘的保洁员,甚至是全能管家,应有尽有。

    “这种节目,能够展现丰富的社会关系、家庭和人物关系,有值得挖掘的必要。整个行业是一种契约关系,这本身就需要平等,包括心理上的。”

    这个被网友称为““用相亲节目的路子找保姆”的节目,一开播

    就火了,那些来找月嫂、保姆的家庭,有的要求“三少保姆”:话少、钱(工资)少、事儿少,有的“家里要安监控”。有一位当CEO的雇主,要求家政员熟悉各种服装面料,以免熨衣服时失手;同时,家政员不能对他家的宠物狗“动一根手指头”,因为他家的狗狗就跟他的亲人一样亲;而前来应聘的家政员却要求雇主“绝对信任她”,因为,“信任”是一种投资。

    这个节目从今年9月开播至今,现场“牵手成功”的不太多。事后有媒体求证,首对成功牵手的私下里也散了,因为“一下台,一大堆实际问题就都出现了”。

    信任感很难建立起来吗?

    自打月嫂进了家门,王华发现,自己内心“阴暗”了一下。

    有时,月嫂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客厅喂奶或者在卫生间给孩子洗澡时,王华不自觉地会跟过去,即使不用上前帮忙,她也愿意悄悄地盯着。

    她并不愿意让保姆看到自己在旁边。如果自己走不开,她会给婆婆使眼色,让婆婆跟着。

    “孩子不是保姆的,她会不会那么用心呢?会不会有抵触情绪?”有一天,王华实在忍不住了,问月嫂,“天天看孩子是不是会烦啊?”

    周少玲经历的一件小事让她感觉到,信任,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大女儿把她的一枚很贵重的宝石戒指弄丢了,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可一两个月之后,保姆打扫完卫生后,把那枚戒指找到了,交到周少玲手里。

    “我从没告诉过保姆这枚戒指的价格。”这件事让周少玲明白,保姆不是来到家里的“陌生人”。

    王华为自己曾有过的举动有些内疚。月嫂临走前的那晚,她示意丈夫把沙发上的提包收起来,因为里面有几千元钱,害怕保姆把钱拿跑了。

    不过,在比王华大10岁的宋远看来,十几年来,这种不信任在自己身上未曾出现过。

    “现在人人都说雇个好保姆很难,其实是双方缺少互信。虽然这种道理人人都明白,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宋远说。

    《把谁带回家》中,有两位家政员为涉外家庭服务过。尽管涉外家庭不像中国人这么讲感情、讲关系,但他们外出休假时,会把家里的钥匙放心地交给保姆。

    当这些保姆转回国内家庭做家政时感觉不适应,“很难建立起信任感来”。

    沈欣对此的理解是,信任存在的客观环境,在于行业规范做得好不好。行业不规范,就会产生这种信任上的危机。不过,“这种信任度的丧失,在一定程度上和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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