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次的航天新闻报道，晚报未落人后。然而时过境迁，我们不再满足于告诉读者“那是什么”，我们和读者一样，需要更多的“为什么”和“会怎么样”。

    追问，那城给予的力量

    这是我第三次踏入这片广袤的西北荒漠。在绵延戈壁滩的深处，一丛绿色总能燃起迷途者心灵的期望，这就是东风航天城，目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唯一发射场———一边是读者庞大的信息需求量，一边是有着高规格、高标准的航天报道门槛。找到平衡点，即是重生。

    临行前，我的手机不时接到短信，内容涉及有关航天知识浅层的疑问：“搞那么多飞船到底有啥用？”“怎么每次飞船发射都要选择在酒泉”……

    神舟八号零号指挥员王军告诉我，这些问题看似表面，但如果真要当做问题来回答，还真不那么容易。“就像你问我零号指挥员为什么叫‘零号’一样”。

    所以，我需要答案，我要寻求答案。

    寻求答案的地点，有着严格的军事纪律要求，所有采访也不得干扰基地正常秩序和航天工程的开展，采访并非想象的可以随心所欲。

    三进航天城，总有一股力量牵引着我。随着到访次数增多，我的职业好奇心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因为，我所关注的航天报道领域，有太多未知，而我的报道有着更多的未知。

    采访，那人倾洒的热情

    有神舟飞船“电子眼”之称的雷达测量站，站长周厚成将负责后勤的老刘拉到我身边：“你应该多报道他们。”老刘，年近五旬依然过着夫妻两地分居的日子，多少年来，他硬是从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种出一片属于战士们的庄稼。包括老刘在内，我在基地接触的采访对象，并非所有人都能为“稿”所用。但我还是要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可以助我认识发射场，了解航天人。

    在采访接触中，如果说我起初还是将每位技术专家作为纯粹的采访对象，那么后来确实不是了。这种角色的转变潜移默化在对载人航天的认知和对载人航天工作者的理解。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对无穷广阔太空的探索，身处大漠，他们是寂寞的；然而追求未知，他们的生活又是那么的丰富多彩。他们有许多是山东人。在老乡们的支持和关注下，读者们关心的诸多话题被一一解答：为何三艘飞船要在两年内密集连发？为何神舟飞船上天非要在酒泉……

    求索，那飞船绘出的华美

    “每次来到航天城，我的主要任务不是采访，是学习。”这是在2008年神舟七号发射后，我给基地一位大校军官发去的临别短信。采访，就是自我求索的过程。

    2011年11月1日凌晨，神舟八号飞船腾空一跃，在天空划出完美弧线。三天后，它实现了与天宫一号的旷世邀约。

    我们要了解的，不是发射场这一个系统所能涵盖的。中国载人航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火箭、飞船、发射场、航天员、测控等多个系统。

    在发射现场，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中国载人航天的漫长历程，以及在此历程中，中国还要完成多少章节。

    现场永远是新闻富矿。此次，本报作为山东唯一媒体，获取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任务新闻发布会的采访资格。那里，来自参事各系统的专家开门讲解，所有困惑迎刃而解。

    一组看似较为简单的新闻报道，要厘清航天工程中的各种脉络并不容易。要做鲜活可读的载人航天报道没有捷径，既要做到心中有底，了解读者所需，尽可能多地拿到采访资源，同时将各种疑问化整为零，组成报道基本架构。我想，其他报道也大抵如此。

    本报记者 董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