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片 本报记者 李晓闻

    当有意愿捐献遗体的志愿者安详地闭上眼睛，总会有人庄重地将他们接走，洗净、消毒、防腐、保存，悉心“照料”两年之后将其制成标本用于教学实验———在医学院，遗体捐献者被尊为“无语良师”，而刘志才就是一位“无语良师”的守护者。惊险、危险、遭拒、被排斥，在青大医学院人体形态学实验教学中心工作35年来，高级实验师刘志才已经饱尝了各种道不尽的心酸。

    35年“照顾”2000余具遗体

    “这活太不容易干了。”7日，在位于青岛大学医学院遗体告别厅内的办公室里，谈起工作，刘志才的同事杨桂明连连摇头。他向记者说了这么一个故事———

    记不清是哪年了，榉林山公园有人在树上自尽。人吊在树上，眼睛还睁着，杨桂明吓得直往后退。然而一同前来的刘志才却走上去一手揽着尸体，一手举着打火机去烧断绳子。结果绳子一断，人高马大的死者一下子就把刘志才压倒在地。见此情景，旁边的杨桂明早就吓掉了魂，刘志才却毫无惧色。

    而记者眼前的杨桂明膀大腰圆，明显比干瘦的刘志才强壮许多。

    数不清多少次了，同事不敢上前搬动遗体，刘志才二话不说就走上去。“干这活，讲的是责任和良心。”刘志才说，他每准备一个实验标本，可以供二十多个学生现场操作。而对这些将来要走上手术台的学生们来说，精准的操作技能是不可或缺的。

    刘志才是24岁那年毕业留校的，当时解剖实验室的老师一见到他就兴奋得不得了：“这个地方想要人都要不来，你来了就不可能再走了。”

    果然，刘志才在解剖实验室一待就是35年。按照正常编制，这个岗位应该有7人，但是现在只有5人，医学院老校区只有他和杨桂明两人。

    刘志才每天要做的，就是制作标本、为教学实验做准备。对医学实验最重要的遗体标本，则需要刘志才先将逝者的遗体接回来，进行防腐处理，悉心保存，供日后教学使用。工作35年里，他一共接受、处理了2000多具遗体。

    上门接收遗体多次被拒

    2007年深秋的一天，平度市红十字会电话告知刘志才，有一名志愿者刚刚在医院去世。

    对刘志才来说，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不仅仅是遗体接收工作的要求，更是对逝者的尊重。然而当时医学院用来接遗体的车已经破旧不堪，刘志才觉得不妥，就跟学院借了一辆崭新的“解放”。

    没想到，一看到这辆“解放”，志愿者的家属当场暴跳如雷。“这个车只能用来拉牲口！或者拉死刑犯！我们这可是无偿捐献……”

    看看医院庄重而又一尘不染的救护车，再看看自己的“解放”，刘志才无话可说。最后还是红十字会的人出面打了打圆场，但志愿者家属仍然死活不愿意交出遗体，最后只是勉强同意捐出逝者的角膜。这一次，刘志才空手而归。

    刘志才没有怨言，志愿者家属的心情，他比谁都理解。上门接收遗体却被骂回来，这样的事每年都会发生，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了。还有的家属在志愿者去世后，根本不会通知医学院来接收遗体，到底有多少志愿者因为家属的反悔而没能捐献成功，刘志才也不会知道。

    医学院用来装遗体的，是一个黄色的大塑胶袋。很多次，当志愿者家属一看到这个袋子就不高兴了。每当这时，刘志才就会跑到殡仪馆，自掏腰包买一副棺材回来。“人家是无偿捐献，我自己出点钱又怎么了？这是最起码的尊重。”

    尊重，就为这两个字，可以日夜兼顾，风雪无阻。

    挨骂却有口难辩

    2009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一位曾与青岛市红十字会签订了遗体捐赠协议的将军，在干

    休所停止了呼吸。

    凌晨2时16分，刘志才接到红十字会的电话，被告知干休所会派车把这位将军的遗体送至医学院。

    刘志才当即从床上爬起来，跑到医学院大门口等着。刘志才的胃不好，一受寒就会疼得厉害，那天也不例外。他跑到办公室吞了两片药，又回到门

    口继续

    等。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送遗体的车到了。然而当时医学院的遗体告别厅刚开始装修，里面堆放着废料、垃圾，这位将军的儿子下车一看，当场就火冒三丈，指着刘志才骂了起来，说什么也不愿意把父亲的遗体放下。

    刘志才又急又尴尬，胃还疼得难受，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没错，死者为大，捐献遗体的志愿者更加可敬，把他们的遗体安放在这样一个脏乱的地方，实在是不应该，家属再恼怒也是值得理解的。可是刘志才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好不容易接过来的遗体再被拉走啊！

    这位将军的儿子并不是一个人来的，他的一位同事也来了，而这位同事刚好认识当时医学院的副院长。刘志才得知这个消息后如获救命稻草，赶紧跟这个“救星”唠起了家常，并等天一亮就请来了副院长出面协调。最后大家决定将护理学院的一间实验室打扫干净，用来安放将军的遗体，将军的儿子也终于同意了。

    千方百计让志愿者家属满意

    10月25日凌晨两点多，刘志才的手机又响了。身边的爱人睁眼一看表，立即皱起了眉头。

    刘志才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起来。但是他听到了电话那头，有大夫在催促家属快点把遗体送到太平间，好像是不让放在病房里了。“家属们一般都不愿意把逝去的亲人送进太平间。”刘志才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志愿者家属的心情。于是他不敢耽搁，立即起床出发。

    刘志才一走，爱人也睡不着了，一个小时之内接连给他打了三四个电话。原来，2004年的时候，刘志才曾在接收遗体途中突发过脑梗塞。如今天渐渐冷了，爱人十分担心刘志才的身体，不愿意他半夜出车。

    “你想想，半夜我都不愿意起来，别人肯定更不愿意起来了。所以半夜出车一般都是我一个人。”对刘志才来说，别人的想法，尤其是志愿者家属的想法，永远都比他自己的想法重要。而他自己也承认，总是“替别人想得太多。”

    每一具遗体都很珍贵

    其实，让刘志才最难受的，并不是志愿者家属的骂声，而是周围人异样的目光、刻意的排斥，还有对他工作的不理解。很多同事都不愿意到刘志才的办公室里来，也不愿意跟他握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刘志才被人骂“缺德”。前海一线时不时会有人跳海轻生，如果不幸身亡的人一段时间之内没有家属来认领，公安部门就会通知刘志才来接收遗体。那时，经常在栈桥一带做生意的人常常会大呼小叫：“医学院的收尸队又来了！”这种称呼，对于每一个遗体处理者，无疑是一种莫大的伤害。

    人们对遗体捐献工作的不理解，让刘志才非常头疼。有一次去莱西接收遗体的时候，家属反问刘志才“你们给多少钱？”刘志才耐心解释了半天，家属决定“商量商量”，最后只扔下一句“我们不捐了。”

    今年9月份，刘志才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可能是志愿者的家属，开口就问：“你们收了遗体干什么用？”刘志才解释说是用于学校教学实验。“那我们商量商量再说。”电话挂了，从此再无消息。

    “我刚工作的时候，差不多10个学生能用上一具标本。现在平均20多个学生才能共用一具。”每一具遗体都异常珍贵，刘志才如此任劳任怨，只是为了让学生们来日都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白衣天使。人们对遗体捐献的理解和支持，是这位遗体处理者35年来，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