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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1月19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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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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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鲁霞
许多人是因为《上学记》才知道何兆武先生的。其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等诸多的西方名著皆为先生所译,仅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先生的译作就有8部。有人称,若颁发西方学术名著汉译特殊贡献奖,先生当之无愧。
凡读汉译世界名著,一般较少关注译者——除非译文特别糟。先生的译作“意达辞雅,文质兼美”,名字自然容易被忽视,这是先生无闻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还是先生的人生态度——和《上学记》一样朴实、低调。2001年先生八十寿辰,清华大学决定举办一庆祝会,先生婉拒,理由是他“不是大人物,不配开颂寿会,也不配出纪念集”。尽管后来庆祝会又改为研讨会,开会那天先生还是锁上家门躲在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结果研讨会上主角缺席。先生与人聊天时说:现在帽子乱加,我觉得不太好。这个是国学大师,那个也是国学大师,大师满天跑。我又没有贡献,又没有什么,干吗庆祝这个呢?
刚刚读完《上学记》,偶然在一本《读库》上发现了这段文字:“陈传席造访仰山堂,说,当代画家大师情结尤甚。我不是在筹编《现代绘画史》嘛。某日,杨延文对我说:杨延文当代第一,近百年也是第一。范曾说:人物画近百年能和范曾比的是零。于志学说:近百年能在美术史上填补空白的就算我弄了一个冰雪山水。最谦虚的是刘国松,他说:二十世纪下半叶,没有我刘国松,美术史将会失去光彩。他只说下半叶。”读罢,不禁一笑,把书扔在一边。
先生在西南联大上了整整7年学,深深仰慕校中民国学人的风采,耳濡目染也颇得他们的神韵。《上学记》中关于梅贻琦校长的回忆寥寥数笔,却令人难忘:“梅贻琦风度很好,顶有绅士派头,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甚至于跑紧急警报的时候,他还是很从容的样子,同时不忘疏导学生。”先生认为,“在那种紧急的关头还能保持这种风度确实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为他的修养,所以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争时期平稳度过”。当然,也有个别学者惊慌失措做人仰马翻状,先生鄙之。
风度、气质其实是精神、教养的外衣。与欧洲不同,因为文化的断裂和残缺,贵族的精神、教养成了我们的一个弱项,所以民国大师们的风采似成绝响,只有追慕和怀想。刘再复把贵族精神概括为自尊、自律、自明,并最终落脚在低调——皆为人性的光辉。
仅说自明。看似简单——无非是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历史多长,却多么难以做到。所以,古希腊哲学家说最困难的是认识自己。认识不了自己,就容易高调出场、自我膨胀,争抢“大师”帽子的事难免。季羡林晚年被冠以(非主动邀)三顶帽子:“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去世前,先生郑重以文字昭告天下要求“摘帽”,并言:“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羡林先生因此也赢得更多的敬重。
在古希腊,政治是贵族的事。这至少说明,政治家也需要点贵族精神。据文载,林彪事件后,小平复出到京,毛主席问这些年怎么过来的,小平答:等待。女儿问长征事,小平答:跟着走。儿女有些琐事,卓琳问怎么办,小平答:会过去的。没有丝毫铺排渲染,两三个、三四个字而已,却沉甸甸的。由衷喜爱和敬佩!
精神、教养由何而来?一个绝大的题目。至少,和应试教育无关,和知识也不是完全重合。也许更接近信仰——知识的尽头是信仰。因此,精神、教养非“速成”可得。非要寻得一较为简便的办法,姑且不妨先为自己安装一套低调版的人生操作系统。
读罢《上学记》,感到先生对生活似并无多大奢望,就是凭兴趣读书、译书、写书。“在我看来,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比什么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种世俗的荣誉。”若还有,就是羡慕西南联大和国外图书馆的方便和人性——不似解放后国内图书馆的机械、生冷。仅此而已。先生说:“我做的都只是自己的兴趣而已,我希望淡化自己,边缘化自己。”
《上学记》之后,先生还有一部《上班记》,但秘不示人。唯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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