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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1月21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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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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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名:《暗权术——暗权力Ⅱ》
◆作者:刘诚龙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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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与“盛唐”牛李党争利益集团的斗争不同,“大宋”的朋党之争似乎染上了很浓的道德色彩。简言之,盛唐党争喻于利,大宋党争喻于义,“大宋”以君子与小人相区分,在朝庙中划线为界,分为君子与小人两大阵营。
自古忠奸不同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衰亡也”。摆在桌面的理论总如孔明先生之所说,正邪忠奸与家国盛衰存亡成相关比例,“大宋”之宰相富弼说得更直白:“自古致天下治与乱者,大纲不出谀佞、谠直之人两端而已。”
范仲淹不仅是“大宋”的君子,而且是君子之朋党的“头子”。一篇《岳阳楼记》为他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君子的响亮宣言,是君子的界定标准,也是君子的崇高境界。范公一生行状,大体上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为政清廉,不贪不贿,以“党国利益”为重,一心忧国忧民,不计个人荣辱,忠实地实践着儒家教义,几次不计个人得失与升贬,与奸邪权贵作斗争,贬谪流边亦“进亦忧,退亦忧”。然而,像范公这样与小人誓不两立的堂堂君子,到得晚年,虽然不是晚节未保,却已是大非前是,很是后悔当初把君子与小人分得界限分明,致使小人得志,君子落魄。
在范公看来,要使君子不遭难,那么君子就得与小人朝庙共舞,他痛定思痛,在写给好友叶清臣的信中说:汉代李膺,就是因为他黑白太分明,尽管一生洁清,千古不昧,却遭禁锢戮辱,引起邪正相激的内耗,以至汉室速亡。在范公眼中,汉室速亡之因在于李膺做的是君子之官,范公还以自身经历为例:前几年,几位君子同道,感遇激发,高议直指,不恤怨谤,致使群起而毁之。今日终于懂得,若与国同忧,就不要专尚名节做君子,因而误失邦国大事。由是范公明确总结立朝为官的要诀:“身安而家国可保”,这话的意思是说,君子要设法明哲保身,先要保全自家性命,保住自家官爵官位,才能保国兴邦。如是,就不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范公晚年,他仍然自认为君子,但不再死抱过去教条,他有屈有挠,有折有弯。他与时称天下第一号小人的宰相吕夷简握手言欢,相逢一笑泯了几十年的恩仇,两人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吕死后,范公痛哭不已:“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
范公晚年如此“醍醐灌顶”,是对自身遭遇的翻然醒悟,还是对整个官场的规律把握?是真腑之言,还是愤激之语?范公说的好像也不无道理,有权有位才有为,权力就是力量,无权那是无力,“革命政权”君子不掌握,就会让小人掌握,君子掌握政权便有君子之政风,君子之民风,小人掌握政权则是邪风吹大地了。但是要怎样才能让君子取得权力与席位呢?范公开的方子是,君子要向小人妥协,要向小人缴械,要与小人求同存异,求权力之同,存道德之异,按当下的说法是小人不可得罪,君子要向小人求媚,取得小人之保护与提携。
如果范公的理论成立,那么官场道德必会呈现危机,真君子为自己找到了一条身进之道,伪君子也给自己找到了心安之遮羞布,官场上的任何人,都可以投机倒把、取巧取媚、献谀奉贿。我这是为保国兴邦呢,真伪君子都可这么说了,说得可以字正腔圆理直气壮了。范公理论在当下的发展,可以总结为外圆内方说,对外要圆,对内要方。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请客可以大请,送礼可以大送,到上面争项目争资金,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对自己呢?对内部呢?那就要严格管理。这么着,好像人人都是君子了。
问题是一品官这么说这么做,二品官这么说这么做,三四五六七八品官也都这么说这么做了,你怎么来分辨谁是内谁是外谁是方谁是圆?比方说,府官是县官之外,到府官那里,县官可请客可送礼可大发红包,只要县官没往自己袋里揣就叫做外圆内方了。如是,府官诚然是县官之外,然则县官肯定是乡官之外了吧。对县官言,乡官自然可以“大方”地给其“大圆”了,县官是乡官之外啊!这种情形,怎么说呢?说不清打个比吧:古之某官,贪贿成性,遭人弹劾,险入大狱,急急打点,官保原职,复位之初,自擎警钟,如手接贿,便斫双手,适下官送来金钗,光华灿灿,某官不以手接,以脚接之。夫人讶异,前言在耳,不怕斫手乎?某官曰:吾以脚接,没用手接啊。这某官之手脚是良心之外,良心是手脚之内,他也是外圆内方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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