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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时代偶像
——半个世纪以来的道德楷模变迁
  • 2011年12月12日  作者:
  • 【PDF版】
  陈景润
  张华
  刁娜
  焦裕禄
  白芳礼
本报记者 鲁超国
  过去的半个世纪,从大地景观到衣食住行,从社会制度到思想观念,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而其中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我们的内心,那就是道德。中国人的道德观到底是如何演变的?有没有可以捕捉或者描述的一个趋向?从这些年的宣传口号和道德楷模的变化,我们或许可见一斑。
  “你以前崇拜谁?”
  “雷锋、张海迪、赖宁、焦裕禄、孔繁森……”孟宪兰能说出一长串名字。
  “你现在崇拜谁?”
  孟宪兰凝神思考,随后舒展了脸上的表情,笑着摇了摇头……
  上世纪60年代,全民学雷锋;70年代,学陈景润;80年代,学张海迪、赖宁;90年代,学徐洪刚;新千年之后,就没再诞生过一个家喻户晓的道德楷模了。进入人们视野的,大多是史玉柱、马云之类的企业明星,然后就是李宇春等娱乐明星了。
  这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又是一个任何英雄人物都难以一统江湖的时代。
■“平凡”的道德模范
  在树立道德楷模这个问题上,孟宪兰也发现了一些变化:以前是“精英人物”,现在“草根化”了。
  这跟娱乐圈有点相似,现在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喜欢简单淳朴毫无修饰的“草根艺人”,如“大衣哥”朱之文、旭日阳刚和西单女孩。
  社会上的一些荣誉称号评选也越来越多地向“普通人”倾斜:刁娜入选“2011年度法治人物”;“全国道德模范人物”也如颁奖词中所说“是我们身边的平凡人,是我们的邻居、同事、同学……”
  11月16日,济南市召开了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先进事迹报告会暨第三届全市道德模范表彰大会,市里拿出460万元奖励284名获全国、省、市道德模范称号的市民。
  孟宪兰是这284名道德模范中的一员,她获得的荣誉是“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其他类型还有“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敬业奉献”和“孝老爱亲”。
  孟宪兰是济南市杆石桥街道办事处春元里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记者从她的简介中没看到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
  济南市文明办工作人员梁刚告诉记者,评选出来的每一个道德模范,身份都非常普通、平凡,有社区居民,有出租车司机,有学校老师,有炼钢工人……
  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有人崇拜马云,有人酷爱周杰伦,也有人自我欣赏,没有哪个道德楷模能够像雷锋那样影响整个社会了。
■“每天都要做一件好事”
  孟宪兰觉得,雷锋对他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至深的。
  “我上小学的时候,天天唱《学习雷锋好榜样》,老师教育我们每天都做一件好事。”孟宪兰回想起来仍然觉得很有意思,早晨上课的时候,发现教室的黑板被人用墨汁刷得漆黑,当值日员来了,发现卫生已经被人打扫干净了……而这些好事往往不知道是谁做的。
  孟宪华1963年出生,那年毛主席亲笔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
  那时候的媒介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可是没有人不知道雷锋,他的精神影响中国达几十年之久。直到今天,每年的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人们仍会以各种行动去追寻雷锋的足迹。
  上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高考恢复。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的陈景润,用一支笔、几麻袋的草稿纸,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难题。
  陈景润成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年轻人最崇敬的人物之一,当时许多孩子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会铿锵有力地回答“当科学家”。
  孟宪兰说,当时几乎所有同学都拿陈景润来激励自己刻苦学习。
  当时,对人们影响至深的人物还有人民的好公仆孔繁森,有以身扑火被烧死的少年英雄赖宁,有身残志坚的张海迪。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时候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都是大一统。”孟宪兰说那时候提倡的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我是祖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道德讨论和“靡靡之音”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道德大讨论,这源于大学生张华跳入化粪池营救一位老农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有人觉得大学生为救老农献出生命不值得,因为他活下来可能比老农对社会贡献更大;也有人觉得值得,人的生命不能有贵贱之分。
  “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因为张华舍己为人的精神影响了不少人。”孟宪兰至今仍然保持着当年的立场:值得救。
  但济南人民警察职业培训学院纪委书记于锦认为反方讲得也不是没有道理。“这种讨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不可能有的。”于锦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人们的思想已经开始解冻。
  那时候,于锦和同学们偷偷躲在宿舍被窝里,关上门,用“半头砖”(一种便携式录音机——记者注)播放磁带,听邓丽君的歌,“听了她的歌之后才知道,原来歌还可以这么唱。”
  在革命歌曲一统江湖的时代,邓丽君的歌被权威们抨击为“靡靡之音”。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是:中国女排。这应该是我们国家推出的第一个集体楷模。”于锦告诉记者,当时每逢女排比赛,学校专门给他们放假让他们看,“激动得巴掌都拍红了。”“学习女排、振兴中华”成为口号,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女排的热潮。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崇拜的偶像已经多元化,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于锦说,与以前相比,80年代人的偶像超越了传统学习生产型的范围,增加了爱慕型和消费型,同时,偶像的作用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呼百应、全民崇拜。
■亿万富豪与“赤贫”老人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的时候,却是孟宪兰人生陷入最低谷的时候。
  因为单位破产,她下了岗。上有老下有小,她只能靠摆地摊维持生计。
  在当时,在一家媒体对北京、上海等十大城市万名青年的问卷调查中,当被问及“你最崇拜的青年人物”时,第一名是比尔·盖茨,第二名便是史玉柱。
  1995年,美国《福布斯》首次发布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排行榜。
  报纸上报道的很多企业精英,距离孟宪兰的生活太遥远、太遥远了,现在让她说出当时一两个企业家的名字来,她一个都想不起来。
  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有一位道德楷模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从1987年开始,白芳礼老人连续十多年靠自己蹬三轮的收入帮助贫困孩子上学,2005年他去世时财产为零。
  同时期,还有一位英雄徐洪刚,他拖着肠子勇斗歹徒,成为全国学习的模范。
■女儿的偶像
  新千年的第一天,一张报纸的新年发刊词中有这样一段话被人传诵:“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驱使我们不断追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这应该是一个IT精英的时代,马云等开始频频活跃在媒体报道的前沿。
  “我知道他(马云),但是具体是干什么的我不关心,因为和我关系不大。”孟宪兰这时是一名社区工作者,她更关心如何建立起邻居之间的和谐关系。
  对于最近出现的“小悦悦事件”、“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等问题,孟宪兰曾经和25岁的女儿讨论过。
  “如果我见了,肯定是会过去扶的,这与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有关,但是我女儿就不同意。”女儿摆出一些最近社会上发生的“农夫和蛇”的故事来教导她,这让孟宪兰觉得不能接受。
  女儿现在是一家国际杂技团的演员,在美国已经呆了六年,“她特别遵守规则,过马路的时候绿灯还没亮,我往前迈一步她都会制止我。而且,她非常尊老爱幼,排队时总让老人和孩子站在自己前面。”这让孟宪兰觉得女儿有时候比自己的素质还高。
  孟宪兰觉得,好心人还是多,只不过现在的宣传把“小悦悦事件”等放大了,“本来是极个别的情况,通过炒作,让人感觉好像整个中国的道德滑坡已经相当严重了。”更让她担心的是,“扶老人可能会被讹”这种思想像瘟疫一样具有超强的传染性。
  女儿还给孟宪兰讲了一件事:汶川地震中,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团结、互助和坚强精神,在国际社会获得了极大的好评。孟宪兰觉得这才体现了中国的主流道德观和价值观。
  孟宪兰早已过了搞“崇拜”的年龄了,而女儿的偶像却十分广泛而不固定:“她曾经非常迷恋什么F4,后来又特别喜欢超男超女,让我陪她一起看。”孟宪兰纳闷,“我问她究竟喜欢他们什么、想向他们学习什么,女儿说不知道,反正就是喜欢。”
  不过,孟宪兰并不担心女儿的道德问题,“她从小受我影响,非常诚实、守信、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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