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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来我们凭什么还活着” |
| ——“92派”的光荣与梦想 | |
- 2012年01月16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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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月9日,北京,冯仑与读者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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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石念军
■1992年,当时已是处级干部的冯仑,选择了弃官下海。一晃20年过去了,从一片荒蛮的丛林中披荆斩棘地走来,他问自己:“20年以来我们凭什么还活着,我们得找到我们活下来的理由。”这样的思考,不单单属于他,更属于他们那一代人——“92派”。
■“可能人长高了之后对周围的沟沟坎坎会多关注一下。对我们来讲,人到中年话就多了,也自以为说话有人能听。”当年的“92派”,20年后的今天,越来越频繁地活跃在社会公共生活里。
“如果当年没有下海,我现在应该是局级或副部级。若是做学问,应该是博导。”
1月9日上午,北京亮马河饭店三楼荷花厅因冯仑而济济满堂。在这个工作日里,众多网友自发前来听他演讲。在出版《野蛮生长》5年之后,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携新作《理想丰满》与读者分享人生与理想。
1992年,当时已是处级干部的冯仑,选择了弃官下海。一晃20年过去了,从一片荒蛮的丛林中披荆斩棘地走来,他问自己:“20年以来我们凭什么还活着,我们得找到我们活下来的理由。”
这样的思考,不单单属于他,更属于他们那一代人——“92派”。
“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我们做生意就像小凤仙在烟花柳巷意外遇到了蔡锷,如果没有遇到蔡锷,小凤仙在烟花柳巷老死终身也有可能。”
风趣、幽默,略带点痞劲儿。1月9日,坐在北京亮马河饭店三楼荷花厅里追忆当年,冯仑告诉本报记者:“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这一切都始于1992年,之前,“万通”只是冯仑与几个兄弟的想象。
那是被视为历史性转折点的一年。5月,中央党校法学硕士、曾在国家体改委任过职的冯仑决定到海南碰碰运气。他通过关系用数万元“换”来一家信托公司500万元的投资,然后扛着“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兴冲冲地渡海南下。在海南,他碰到了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刘军,这些人也都是从政府部门辞职出来的。后来,他们被称为“万通六君子”。
如果冯仑们就是小凤仙,那么,他们是如何遇到蔡锷的?
“毕业时,一半同学想出国,一半同学想去深圳。你想想,那是一种怎样的状况?”6日下午3点,在北京理想国际大厦11楼的办公室里,爱国者公司总裁、董事长冯军一边吃着迟到的午餐一边与记者交谈。
1992年春天,时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大四学生的冯军正在新东方备战托福准备出国。“小平南巡时,正好是我们面临毕业、走向社会的时候。”冯军说,“南方谈话”的发表,“给当时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面临毕业的大学生,带来了太大的震动。”
大学毕业后,冯军被分配到北京建筑总公司。但他只在单位呆了半小时就转身走进了中关村,从蹬三轮倒卖键盘、机箱等电脑配件开始创业。现在,冯军旗下的“爱国者”已成为最大的电子数码产品国产品牌。
不仅是冯军这样的大学生,在那一年,弃官从商成为一种趋势。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其中最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同样是在这一年,毛振华,这个已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处级干部的年轻人,在权力的金字塔面前,忽然有了退却的念头。他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在如何为国家尽力这个事情上,他和他的同班同学陈东升看法颇为一致,“一定要做一个中国没有的东西”。
两个同学相互碰撞的结果是,陈东升创办了嘉德拍卖公司,毛振华创办了“中诚信”。
“我们的确找到一条很好的道路”
冯仑在自己的上一本书《野蛮生长》中,将中国的民营企业划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时期可称之为‘前公司时代’,当时社会上做生意的主要特征就是个体户+官倒。”但小平南巡后,民营企业进入了第二代即“公司时代”,“这个时代出来经商的主要就是下海的机关干部、乡村能人、大学生、研究生以及海外留学归来的人,这部分人成为整个公司时代企业经营者的主体。这些人更懂得政策,组织能力、专业能力、学习能力、竞争意识更强,风险承担的意识也更强。所以,公司时代迅速淘汰了个体户和官倒公司,同时也催生出一大批成规模、上水平的好公司。”
《中国的新革命》一书记载了那个时代的下海热:199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12.8%,到1993年北京的中关村全速前进,当年春夏,中关村每周诞生32家内资公司和9家外资公司,每天都有98万美元资本溜进来,又有两亿多元人民币的货物卖出去。等夏天结束时,已经有6万多人在4000家公司里工作,无论企业数量还是职工数量,都比5年前增长了20倍。
在冯仑看来,这是他们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精忠报国的新出路。
谈起当年的选择及20年来走过的路,冯仑尽管摆出一副若无其事顺其自然的样子,但嘴里说得最多的,仍是“理想”二字。
面对本报记者的提问,他坚称自己20年来的历程,是“追求理想,顺便赚钱”。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发表于1993年的那篇名动一时的文章——《披荆斩棘 共赴未来——万通1993年首次反省会成果总结》。文章一开头,作者——冯仑、王功权、刘军、王启富、易小迪、潘石屹等万通“六君子”自问:
“我们为什么要‘下海’办公司?”
“一群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哥们儿’怎样在新的利益基础上进行合作,总结过去,开拓未来?”
“怎样把日常大量琐碎的经营活动和青年知识分子精忠报国的高尚追求紧密结合起来?”
彼时,他们坚信,这一系列严峻而现实的问题,“不仅摆在我们几个人的面前,而且是对我们整个一代人的挑战”——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向何处去,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课题。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能够解决这一课题的道路。推动社会进步以报时代,创造财富以报人民,齐家敬业以报父母,利用所学知识在商品经济中锻炼自己,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改善自己的经济现状以报个人,这一切都体现在我们以企业组织的形式,从事商品经济实践的过程中。”
他们回答:“我们的确找到一条很好的道路。”
“不想只是成为一个及时行乐的生意人”
“那个时候很好玩,很快活,像是大姑娘初婚,很幸福,幸福又糊涂。”回忆1992年的海南“蜜月”,冯仑感叹,“几乎是游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
时隔20年回忆那一段激情岁月,冯仑更多有一种“时光如斯”的感慨。但冯仑等人后来获誉“92派”,显然不单单是因为他们在那一年选择成为“游侠”。
从这一年开始,随着“92派”的出现以及更多知识分子投身下海,商业价值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之一。
或许正因如此,梳理他们20年的创业历程,冯仑等人愈发被视为一代人的代表。
正如财经作家苏小和所说,“仅仅只有功利主义的诉求是不够的,毛振华和更多的读书人显然并不想只是成为一个及时行乐的生意人。”
苏小和将“92派”视为“有点特殊意义的一代人”,“经历过‘文革’年代,经历过80年代,从过去极左的思潮里进行自我否定,并迅速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兴思想……他们最终放弃了空谈,转而开始实业救国、经济救国。”
《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评价“92派”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这些人在政府部门待过、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是有一定的知识基础的青年知识分子,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更为重要的是,经历了早期的“野蛮生长”,他们坚持并逐步让“理想丰满”。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在企业运作上有现代观念,他们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一个时代的选择”
当年的“92派”,20年后的今天,越来越频繁地活跃在社会公共生活里。
前一段时间,围绕PM2.5的热点话题,潘石屹与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展开“微博论战”；王功权因为屡屡介入社会热点事件,“试图在杂乱的声音里,掷出一个清澈的响声”,而被媒体称为“商人公民”。实际上,早在2004年,冯仑就已经与大批商人一起创办了阿拉善SEE协会,致力于沙漠荒漠化治理以及孵化NGO。同时,他们还是万通公益、壹基金等重要私募公益基金组织的发起人和参与者。
回首往事,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冯仑告诉本报记者,“无论是学术还是生意都是我乐意做的”,至于自己当初的选择,他倾向于认为是“一个时代的选择”。
面对读者、网友,谈及当年的“六君子”如今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冯仑回答:“可能人长高了之后对周围的沟沟坎坎会多关注一下。对我们来讲,人到中年话就多了,也自以为说话有人能听。”
他强调,“我们没有预谋,没有策划,也没有大家共同商量好,没有任何集体行动。”
翻看他的《理想丰满》一书,似乎更能窥探他的心迹。
在创立万通20年之际推出这一本新书,书中,环顾周围的一个个民营企业先后倒掉,冯仑总结中国民营企业的“宿命”,“自清末以降,无论哪种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没能活过20年。”他认为,其中最关键的原因,不是死于商业竞争或市场周期性波动,而是死于制度摩擦。
这样的判断让他无法安坐。他向所有民营企业家建言:“民营企业经历改革开放30年之后,要想跳出历史的周期规律,就只有更加主动地推进经济、政治与社会体制改革,这就是‘大处’,也是民营企业要想尿得远的‘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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