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选择深圳

——四个普通人与一座城市的奋斗史

2012年01月16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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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子森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深圳迎来了最早的“拓荒牛”——工程兵群体,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工作调动群体,再到1992年后前来淘金的各种人群。
　　如果不选择来深圳,本文中的他或她,也许只会在小县城站一辈子柜台,或在国企顺顺当当干到退休。在改变深圳的同时,他们自身的命运也被改变。他们说,这里机会很多,只有胆大的人才能在深圳活下去、活得更好。而这个机会,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给他们的。
　　这里机会可能会更多
　　1983年5月8日,穿着军装的姜桂启走下闷罐车,双脚踏上深圳这片土地。
　　天气炎热,汗水打湿了眼睛。姜桂启擦了下脸,看到“特区”火车站,小的如同这一路经过的所有普通车站。
　　“哪里有特区的样子?”姜桂启花1块钱坐上从深圳火车站到香蜜湖的中巴车。车窗外,到处都是水塘、土岭。
　　2012年1月10日,姜桂启漫步福田区鲁班大厦附近,周围高楼林立。这是深圳较早的一批楼房,看起来有些破落。
　　“哪里还有原来的样子?”姜桂启踱着步,口音里有浓重的山东味。近30年来,除了口音没变外,其他都变了。
　　姜桂启只是参与最初深圳特区建设的两万工程兵中的一员,到深圳后,他在一个叫“猫颈田”的地方安家落户,那是一处平整后的山坡,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战士之家。
　　这批建设者被称为深圳的“拓荒牛”,至今在市政府大门外,还立有纪念他们的雕像。官方统计中,两万工程兵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了深圳四分之一的基建工作。
　　1983年9月15日,两万多工程兵集体转业,姜桂启所在的部队改为深圳市市政工程公司,他也从军人转变为企业家的角色。和战友们劳累一天后,回到茅草房,甚至都没有水冲凉。
　　很多人想离开,姜桂启也联系了老家济宁和服役时的北京军区,试图离开深圳。但在最后关头,他还是留下来了,“理由很简单,就是觉得这里的发展前途应该不错,机会可能会更多。”
　　从一个普通士兵到公司经理,姜桂启收获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还有一直奋斗的满足感。
　　1984年,姜桂启买了第一台台式电风扇,用来抵御深圳夏夜的湿热；从1987年到1990年,姜桂启陆续参加了初中、高中、大专专业学习,取得大专文凭；1995年,他住上了五室两厅；2009年退休时,姜桂启的身份是公司副总经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姜桂启所在的公司参与了猫颈田2.73平方公里范围的再开发,借此形成了较大规模；1996年公司改制后于1998年上市。直到退休前,姜桂启一直是公司负责人。至今,他仍是深圳市、广东省乃至建设部的工程技术专业评审。
　　必须首先学会“鸟语”,才能进入这个社会的主流
　　姜桂启来到深圳后一年,信晓青正面临一个选择。
　　她在山东省商河县药材公司工作,工作稳定。老公在南海部队当兵。老公转业时,包括广州、深圳在内,有很多选项。
　　信晓青决定离开商河县,然后否定了“话都听不懂”的广州,选择了深圳这个“移民城市”。
　　27年后,她和好朋友黄鹤说起当年的选择,坦称自己并没有想要干一番大事业的信心和勇气,深圳之所以吸引了她,来自于媒体“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报道和那句经典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黄鹤1990年来到深圳前,在陕西汉中中药厂工作,处级干部。黄鹤落脚于深圳与汉中中药厂的内联企业同安药业。报名第一天,接待人员问,你能干什么?“我什么都能干。”黄鹤说,她被安排做业务销售。
　　这是她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如果要去广州出差,需要先坐车到番禺,然后坐轮渡过去。深圳和广州的繁华程度没法相比,站在位于宝安区的药厂六楼楼顶,一眼就能看到蛇口。
　　“一马平川,全是庄稼地啊。”黄鹤摊开双手,哈哈大笑比划着。
　　“当时,深圳就只有国贸那一块繁华。”信晓青说。信晓青所领导的企业属于深圳最大的医药集团——一致药业。最开始,她被安排到药店干营业员,第一天就碰到一个讲客家话的,要买“骨友灵”。
　　这个发音在客家话里极其拗口,信晓青就像听天书一样,一个下午,愣是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第二天,信晓青就报班学粤语。对于一个选择在广东生活的外乡人来说,她必须首先学会“鸟语”,才能进入这个社会的主流。
　　三个月后,信晓青得到一个和香港人谈合作的机会。她一出口就是粤语,惊住了香港人。
　　“那个时候,你和香港人说普通话,第一他们听不懂,第二他们会鄙视你。”当然,现在不一样了,信晓青说,“香港人都在学普通话,到了深圳说粤语,反而会被瞧不起。”
　　黄鹤干了很长时间装卸工、销售员,经常徒手装卸药材,直到填写档案时才被人发现,这个干起活来拼命的“临时工”,原来还是个“处长”。
　　黄鹤并不在乎这个,在深圳,累了,休息一下就行,没有小县城那么多复杂的人情关系需要处理。闲暇时,她会去新安影剧院看电影,这座剧院至今还保留在宝安区,只是从最繁华的电影院变成了最落后的。
　　时过境迁,花两元钱坐在自行车带板车的交通工具上,通往影剧院的路上,两边长长的茅草,仍在黄鹤记忆里疯长。
　　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人就有奔头
　　在信晓青记忆里,来深圳后不断上升的,除了建筑,还有工资。
　　“比以前工资高好多倍。每个月发好多钱,我们都不知道发的什么钱。那个年代还没有回扣的说法,就是正常的收入和福利,签个字就给你钱了。”信晓青回忆,当年,财务从银行取回一捆钱,这就是公司赚的钱,大家一起分了。在信晓青看来,这正是深圳人的一个特点,不爱争论,埋头揾钱。“环境宽松,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人就有奔头。”信晓青说。
　　退休后,信晓青创立了深信百年健康新概念医药有限公司,开发的药汤业务在深圳颇有市场。而黄鹤现在的身份是深圳市保健协会秘书长。见证了深圳医药市场和深圳发展的两位女性,更愿意带着幽默感回首往事。当年的深圳如同一个点了火的火箭,对人才的渴求如同对燃料的需求,极度迫切。
　　来深圳后不久,黄鹤去公安局落户,工作人员拿着她的资料看了半天,然后认真地问她:“你确定你叫黄鸟吗?”
　　而信晓青是到后来才发现自己的姓被错认成了倍,直到换身份证时才更改过来。“我当年很多股票登记的姓名都是倍小青,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弄,到底这些股票还是不是我的?”
　　深圳蛇口工业区创建人袁庚曾讲,当年美国一个商务代表团访问蛇口工业区,一个干部问:“英国人讲英语,你们美国人讲什么语?”英国剑桥大学还曾派团访问蛇口工业区,一位干部与外宾接洽时谦逊地问,你们建(剑)桥大学,主要建造多大的桥?
　　姜桂启记得,上世纪80年代深圳没有多少本地人,工程兵经过培训后就是第一代引进的人才。邓小平先后两次到深圳,尤其是1992年南巡讲话后,深圳市从全国范围内搜揽人才,这时候进入深圳的门槛已经有所提高。
　　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进入深圳的人才中,信晓青形容,“那时,填了档案、签个名就可以领钱,户口也很好落。”短短20年后,在黄鹤看来,深圳市处级以上干部已经基本达到研究生以上水平。
　　这些陈年笑话,在2003年来到深圳的罗斌看来,已经有了时空感。研究生毕业后,作为深圳市引进的人才,他从武汉来到深圳。那时,他觉得这座城市不及他想去的上海。
　　但现在,罗斌已经改变了看法。在深圳的八九年间,他适应、习惯甚至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部分。他喜欢开着车走在深南大道上,车速很慢,两边的椰树和植物四季常青,阳光从天窗里洒下来,哪怕在老家最冷的日子里,这里依旧温暖如春。
　　只有胆大的人,才能在深圳活下去、活得更好
　　罗斌将这种感觉称为“归属感”,但这种归属感在最初却是赤裸裸的现金诱惑。
　　毕业前,罗斌来到深圳,跟着一个法律界的老师实习。
　　那个时候,罗斌每学期生活费不过1500元左右,口袋里能有200块钱感觉就很幸福。
　　“有一次老师请我们这些学生吃饭,结账时花了2000多元。老师一点不含糊,掏出硕大的钱包,里面足有一万多现钞。”
　　罗斌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他有些目瞪口呆,对这个曾被称为中国“最有欲望的城市”的地方有了“切肤”之感。“毕业了,一定要来深圳。”他下定决心。
　　深圳这个字眼,最开始在罗斌心里只是一个金钱的代表。罗斌在这里找到了工作,并且找到了爱情,在房价还能承受的时候,他用自己工作之余在华强卖电脑挣来的钱交了首付；又过了一年,他有了自己的孩子并买了车,父母也从北方来到深圳。
　　在罗斌日常接触的朋友里,来自湖北、四川、湖南的人最多,本地居民已经凤毛麟角。这些外来人形成了深圳独立于广东的一种特殊文化:城市里充满了带有各种口音的普通话,各种菜系餐馆分布大街小巷。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来的姜桂启、信晓青、黄鹤、罗斌,他们只是这个人群中的普通一分子,他们选择了深圳,深圳给了他们家庭和生活,从此,他们再也离不开这里了。
　　信晓青和黄鹤自认为可以在全国各地安家,但每次外出旅游或者出差回来,她们都会由衷地说一句:还是深圳好啊!
　　罗斌上大学的时候,每每坐拥挤的火车回到老家,也会这样感叹。但现在,他对老家潍坊的回忆只有曾陪伴自己成长的老房子了。
　　现在,罗斌的父母也来深圳了,他们喜欢这里的冬天,甚至学会了几句日常的粤语。
　　“此心安处是吾家。”信晓青认真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被包容,然后学会包容；都会被快节奏的拼搏所感染,然后学会拼搏。
　　时间到了2012年,当年的新深圳人成了老深圳人；更多的新深圳人继续来到这里打拼。作为改革开放的代名词,这里从来没有间断过寻梦者。在当年千方百计逃往香港的人群中,选择回归的人越来越多,挂有香港和深圳两块牌子的右驾车也越来越多。
　　一位来深圳闯荡的“第一代”说,这里机会很多,只有胆大的人、不守旧的人,才能在深圳活下去、活得更好。而这个机会,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给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