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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2月18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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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鲁霞
经济学家众多。但已逝去的杨小凯总是难忘。因为他的学术思想,更因为他的人生和信仰。
在经济学上,杨小凯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又称超边际经济学,并因此进入世界主流经济学家的行列。2002年、2003年杨小凯连续两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成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
是否获得诺奖,对杨小凯并不重要。人性及思想的光辉何需世俗的桂冠去肯定。于知识,杨小凯是穷其理了——这是许多获诺奖的经济学家都能做到的。可是论人生的精彩,有多少人能与之比肩?杨小凯始终对国家、民族的未来给予深切的关怀。“文革”中因那篇《中国向何处去?》获罪十年时,还不到二十岁。在监狱服刑期间,杨小凯仍然坚持跟狱中的大学教授、工程师学习大学课程,所以在出狱后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计量经济学研究生。在武汉大学任教时,经刘道玉校长多方斡旋赴美国继续深造,后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终身教授。
关注杨小凯,是因为他与林毅夫关于“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的争论。此前,我是认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的,因此对未来希望和乐观无比——有前车之鉴,我们应该少走多少弯路呀。后来却更服膺杨小凯的“后发劣势”。杨小凯的观点是,后发国家容易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短期成功的背后可能是长期的失败,后发的潜在劣势极大。杨小凯认为,只有建立起宪政规则和政府可信的承诺机制,限制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和给予人民最大的自由,才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杨小凯提醒中国要警惕步入南美“坏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杨小凯的理论是对中国发展深层次问题的洞见,其价值要过很长时间才能被体认。
2003年9月,林毅夫教授到山东大学参加学术活动。晚餐时,我坐在林毅夫的旁边,心中在想:为何两位惺惺相惜同样优秀的经济学家会在一个问题上产生截然不同的观点呢?没有与林毅夫教授公开探讨这个问题。我想,这可能已经不是一个纯经济学的问题了。抛开单纯的知识,或许是杨小凯独特的命运和情怀,使他有了认识中国社会的独特视角,他的思想更多的还是来自命运和体悟——一种参与命运的知识。
杨小凯曾自称是位对数学、科学方法有嗜好的人,对非数学的思想从来不重视。哈耶克是位从不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但杨小凯对哈耶克的激赏出人意料。在读了哈耶克的著作后,杨小凯“有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并对世界的看法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数学模型在形式上无论如何的漂亮、迷人,也不及一缕思想的光辉。形式与思想并重,这是杨小凯的夺目之处。
尽管经受西方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并长期生活在国外,杨小凯身上以天下为己任的士的精神始终没有褪色。他做经济学不是为了教授职位或得诺贝尔奖,而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好。他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梳理了晚清、民国、1949年—1979年、1979年—2002年四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脉络,借历史表达自己的观点,依然是对当年“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思考的延续。他用了大量精力撰写“文革”回忆录,对坏社会、好社会的基本问题进行探讨。这在一些专业同行是难以理解的,毕竟这些工作都与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无关。但若没有这种情怀,杨小凯的理论也就会失去高度及深度。
当得知刘楚岸同学在澳洲求学并寄住在杨小凯家中时,心中顿生羡慕并暗喜,因为一直希望得到一本杨小凯的签名书。可惜,其时杨小凯已经患病,很快于2004年7月在澳大利亚去世。刘楚岸同学从澳洲捎回的签名书,是杨小凯的同事史鹤玲教授的笔迹。那本薄薄的签名书至今保存着,尽管充满着数学公式,却凝聚着一段故事和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的思想。
诺斯认为,决定经济绩效的是制度,制度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和宗教。杨小凯晚年皈依了宗教。他的心路、学术历程也是由绩效到制度再到宗教的。再次应了那句话:知识的尽头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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