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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2月23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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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名:《浩荡两千年》
◆作者:吴晓波
◆出版:中信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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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浩荡两千年》 ◆作者:吴晓波 ◆出版:中信出版社
提要:
在商场上滚过“烂泥”、在战场上当过逃兵的政治家管仲不喜欢开天辟地式的创新,而是往往以“循古制”的名义来进行改革,他注重秩序和政策的延续,是一个天生的保守主义者。
管仲在经济上的创新很多,其中最值得记载的是三项:四民分业、贸易兴国和盐铁专营。
管仲主张把国民分成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是为“四民分业”。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两汉以来都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与现在稍有不同的是,管仲当时所谓的士,主要指军士。
职业化的分工及其成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在殷周时期,就已有专业的工匠出现,文献记载为“百工”,这些人都是被政府直接管理的奴隶,没有独立的人身自由,所谓“工商食官”,他们的职业世代相传,不允许改变。
《左传》记载:“在礼……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职业的世代相传,自然有利于工艺的传承和进步——在没有公司制度的年代里,家庭无疑是最具有组织形态的经济基础单位。很多工匠最终以职业为姓,流传至今,如陶氏是制陶的工匠、施氏是旗工、繁氏是马缨工、樊氏是篱笆工、终葵氏是锥工,等等。进入周朝后,职业化分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断定,“商亡国后,周分商遗民六族给鲁,分七族给卫,十三族中至少有九族是工”。另据我国第一部有关制造科技的著作《考工记》记载,西周的官营手工业达30种之多,仅专业的木匠(“攻木之工”)就分为七种,分别是轮、舆、弓、庐、匠、车、梓。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其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养成专业气氛,人人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造成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从小就耳濡目染,父兄的教导不须严厉督促也能教好。
专业分工、父子相袭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到周边各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按《国语·齐语》中的记载,齐国有士农之乡乡15个,工商之乡6个,每乡有2000户,以此推算,全国有专业军士3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12000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45万户。管仲认为,这些人构成了“国之石民”,他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
“四民分业”表面上看是对殷周古制的继承,其实却有很大的差别,其根本性的不同是,把“工商”与“士农”并列,同视为“国之石民”。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过数度戏剧性的转变。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是乐于和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的,这从近世出土的、精美绝伦的商代青铜器可见一斑。武王灭商之后,把商朝的旧贵族迁聚于洛邑,该地很快成为全国商业最发达的地方,“富冠海内”。司马迁在评论洛阳人时说,他们的习俗是,致力赚钱的产业,投身于工商业,以追逐20%的利润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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