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鉴定大师徐邦达离世,弟子王连起先生追忆往事—— |
| 书画鉴定界痛失“定海神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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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3月05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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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邦达先生 |  | 徐邦达先生曾辨真伪《富春山居图》 |  | 徐邦达先生鉴定《出师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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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中国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这位受世人敬仰的古代书画鉴定大师的逝世,意味着书画鉴定界痛失了一位“定海神针”。本报记者采访了徐邦达先生的弟子——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王连起先生,请他讲述了恩师的一些往事和先生在学术方面的贡献。王连起先生专门从事古书画碑帖研究,一向尽量减少社会活动,恩师去世心情也非常不好,但能接受本报采访,详细准确回答徐先生的相关问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连起先生是我们山东人。
曾为《富春山居图》
验明正身
王连起先生说,很多人都感叹徐邦达是为书画而生,回顾他老人家的一生,真是如此。
徐邦达先生祖籍浙江海宁,1911年7月7日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是一位儒商,爱结交文艺家,富书画收藏。徐邦达先生幼入私塾,打下良好的国学功底,但更喜欢书画。先后拜赵叔孺、李醉石、吴湖帆为师,临摹古画,曾用十年之功。今可见先生所临李昇、张渥、王鉴、华嵒等古代名家作品,皆可乱真。王连起先生介绍说,现藏南京博物院的黄公望《水阁清幽图轴》原下角残破,就是徐先生早年补的,几乎做到天衣无缝。故宫博物院藏的《恽寿平花卉册》,也有一页是先生所补。
1934年,刚刚南迁的故宫文物,将选出部分精品赴英国伦敦展出,24岁的徐邦达被聘为审查委员会成员,与叶恭绰、赵叔孺、吴湖帆、庞莱臣、王季迁等时俊名流一起审查选择展品。王先生回忆:“先生1979年曾告诉我,当时看到那么多故宫藏品,心里很高兴、很激动,但也很别扭,因为当时就发现这批书画中很多有真伪问题。现在非常热门的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卷》,清宫收了两卷,一件乾隆题了四十多次,另一件他认为是假的,让供奉阁臣代题了一段。徐先生当时看过这一图二件后就发现,乾隆是真伪颠倒的。我问先生,您当时是否想对故宫书画做个真伪鉴定?先生说,心动过,怎么做没想好。当时先生主要是搞绘画创作,徐先生早就是成名的画家了。”
徐先生真正全身心投入古书画鉴定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将张珩和徐先生请到北京以后开始的。
“什么领导
也不能自己乱动!”
王先生说,关于徐邦达先生想方设法、全力以赴为国家收购古书画,不辞劳苦地到全国各地鉴定书画的事,写的人很多,他只想讲几件他亲身经历的事,以见先生的法眼独具、事业至上和坚持原则。
“1980年春我同杨臣彬、杨新两位师兄陪先生到云南、湖南等地鉴阅书画。在云南省博物馆紧张工作几天后,正式藏品全部看完,翌日要乘机离滇。馆方征询先生意见,是否参观游览一下?徐先生问,你们有没有参考品?馆方说有不少,都是经过有关专家定为不对的,基本没什么好看的。先生说:‘那好,哪儿也不去,这批东西,我还是不放心。’于是再到馆里看画。看的结果,后来举世皆知:在库房的参考品(即伪品)中,鉴定出北宋大画家郭熙的《溪山访友图》和元代黄公望的《剡溪访戴图》两件真正国宝级珍品文物!”至今王先生还能记得先生当时说的话:“把明天的机票退了,不看完这里所有的东西,哪儿也不去!”
王先生接着回忆起1982年到山西鉴阅书画的事。“晚上九点的火车回京,七点省长请饭送行,下午五点多钟还在文物商店看画,最后经理说:‘没有了,就地下库房里还剩下点破烂的东西。徐先生快走吧,省长还等您吃饭呢!’先生坚持让把地下室的东西取出,我和同去的苏州博物馆的陶冶打画,一件确实破得很厉害的轴子,撕开很长的口子,我小心翼翼地慢慢展开,看到画心时我随口说了一句‘像王若水’。‘什么?’坐在桌旁的先生一下子跑过来,帮助将画打开,‘果然是王渊!’先生兴奋地说道。同时,先生一反平时的温和儒雅,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对商店领导说:‘我告诉你,此画要拿到北京故宫裱,在这之前,我和霍省长签字封好,谁也不能看!再动就真毁了。’此时有人提醒先生,省长的饭局要误了。先生说,饭可以不吃,但画不能不看!”
王先生说,一次他随先生与刘九庵先生等到吉林省阅看书画,时遇一些地方高官来赏画。打画的时候,一个高官将画面都划上了指痕,徐先生勃然大怒:“你不许动!”有人赶紧介绍说这是某某领导,先生说:“天王老子乱动损伤文物也不行!以后你们馆要记住,特别重要的珍品,出库要有一定时间间隔,什么领导也不能自己乱动!”在场的有人小声说,这个徐邦达,不仅鉴定眼力好、学问好,保护文物安全还真一点情面不留!“是的,先生为书画从不将人情世故放在眼里。”王连起先生对先生的敬佩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古书画鉴定研究的
集大成者
徐邦达,中国艺术史界“鉴定学派”的一代宗师,是古书画研究鉴定的集大成者,他对古书画研究鉴定的持之以恒是举世公认的。王先生说,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先生便是成名画家了,但为了将全部精力用于国家的鉴定事业,画笔一搁就是二十多年。在当代,只有徐先生可以称为古书画鉴定研究的集大成者,这是由以下诸条件决定的。第一,搞书画鉴定一定要懂书画,徐先生本人就是杰出的画家、出古入新的书法家；第二要能看到非常多的古书画；第三要具备个人天赋条件,就是非常好的记忆力和分析能力；第四要有丰富的文史知识；第五要有名师指导；第六要有专门的工作环境。我列的上述几条,是成就古书画研究鉴定集大成者不可或缺的。当然,更不可或缺的是对古今鉴定成就的总结和继承、创建和发展。王先生说:“说集大成者就是徐先生,这里,我没有贬低其他任何鉴定家的意思。有的先生,尽管各方面条件都具备,有的先生学养、识见、才能都是超一流的,但不从事这一专业工作,就没有精力时间来完成这个集大成的工作。现在人们讲鉴定界有几老几老,但从集大成这一点上,只有徐先生可以当之无愧。”
徐先生将古书画鉴定当作学问研究,从而将它提升到学术的层面,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早在1960年,先生编了《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表》,虽称为表,但是凡先生过眼的清宫旧藏书画,其真伪都做了判断,并注明存世和收藏情况。这是对26年前,初看故宫书画时便想对存世古书画分辨真伪的宿愿的初步偿还。20世纪60年代初,先生还依据各种著录书或目睹的实物中有作者生卒或作品年代的,编成《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二表为古书画研究鉴定者,从时间顺序上了解文献记载和实物存亡方面,提供了较全面的资料讯息。
《古书画鉴定概论》是先生对数十年书画鉴定丰富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他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概述。只要看看目录的章节分类,便可见此书的系统全面。《古书画过眼要录》是先生所见古书画真迹珍品的详细记录,是对历代书画著录继承总结后的发展,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大大地超越前人的,对每件作品所下的按语,有作品年代风格的判断,有内容史实所涉典故的考证,以及对前人题跋著录错误的纠正,简明精确,真可谓拆骨见髓,字字精金。而《古书画伪讹考辨》则是对传世有影响的书画伪品的剖析鉴别。历代种种花样翻新的作伪手段,都逃不过先生的犀利法眼。正是由于徐先生的“过眼录”和“考辨”,人们才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了解到中国古代书画作品的存世及真伪、流传和鉴藏情况。先生其他著述,也都是围绕古书画研究鉴定工作撰写的,如《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中国绘画史图录》等。
徐先生的研究与著述,都是围绕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珍赏万千年”,即让人全面正确地了解中国的古代书画作品及其相关的各种问题,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古书画研究体系。
先生对“徐半尺”
不以为然
广泛流传这一称号的由来是在一次鉴定中,一位来访者将画轴徐徐展开,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徐邦达便脱口而出:“李方膺!”画轴展开,果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因此,先生被人称为“徐半尺”。
对此,王连起先生说,其实徐邦达先生对这个称号非常不以为然,觉得很江湖气。“这虽然是人们对他老人家的赞美推崇,但不确切。先生多次说过,有的画根本用不了看半尺,只看一两寸,或者书法作品只看到几个字,就能鉴定真假；但有的作品,因为可供判断的条件不足,先生绝不轻易下结论,而是‘存疑待考’。鉴定要靠眼力,但先生的贡献是将目鉴、经验提升到学术研究的层面,让它变成科学。”
鉴定中不说
一句违心话
徐先生在治学和鉴定方面一直抱着一种科学的态度,凡人情世故、关系势力,都不能动摇他的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王连起先生举了一个例子。
徐先生和一位红学专家诗词唱和,交谊很深。二十几年前,他们应邀在历史博物馆开会讨论曹雪芹小像问题。先生早就断定此像根本不是曹雪芹本人,当时与会者特别想听听权威鉴定家的意见,但这位老先生一上午会议始终挽着徐先生的手,不时恭维先生学问渊博、才思敏捷、慧眼独具,弄得先生欲说不能。不得已,先生以身体不适为由中途退场,面对大家期待的目光,先生边走边拱手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写文章吧。”后来先生写了文章发表在香港报纸上,并收在其《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最后一篇文章《明清小像画被改头换面》之五中。这应当是在鉴定问题上先生最给人面子的事了,但先生还是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话。
王先生介绍,先生待人接物宽厚而不失风趣。先生的文稿出版前有一套副本存在书画组,有人写文章就拿去先参考参考,一些人觉得这样不对,告诉先生。先生笑着说,那是还信我呀,只是不要等到我的书出来说我抄袭他人就行了。何等襟怀!先生对学生、对后进、对一切向他讨教的人从不保守,而且诚心相待、有问必答,还要给以鼓励,这是文博界搞书画的人所共知的。
爱国情怀
文人操守
除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徐老高尚的人格也令人景仰。据王连起先生介绍,1942年,汪精卫六十大寿,吴湖帆率弟子为其作画庆贺,徐先生严词拒绝,充分体现了一个爱国学者的民族气节。但先生终生不主动言及此事,王连起先生是从师母那里得知的。问及此事,先生说:“那有什么,是中国人都应该如此!”不主动提此事,亦关系到先生做人的另一种操守,那就是为尊者讳。这种传统道德就不是今天的年轻人容易理解的了。
先生的才学人品、道德文章,对国家文博事业的贡献,很多文章都已介绍过了,不必重复,王连起先生最后谈到徐先生主动让他拜启功先生的经过,从中也反映了先生的襟怀。
王连起先生说:“1978年,我在观看故宫绘画馆举办的书画展时,遇到徐先生的两位朋友,介绍我拜在先生的门下。拜师后不久,先生知道我曾从李卿云先生学习碑帖鉴赏,便主动跟我说:‘碑帖过去叫黑老虎,真正懂的人很少,你可以向启元白先生请教,元白先生学问好得很。’先生随即修书,让我去拜启功先生,使我从此能得到启功先生的悉心指教。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先生毫无保守观念,更没有门户之见,完全为学生成长发展考虑,尽透其为人的诚挚单纯。”
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这就是很多文章在谈到先生为全国博物馆古书画做鉴定和培养人才时,都讲到1983年的全国书画鉴定小组,历时八年,先生是名列其中的。但先生带着学生和助手到全国各博物馆阅看古书画是始于“文革”结束后不久,要早于鉴定组看画六年。全国书画鉴定小组成立时,先生将全国博物馆藏画的绝大多数已经看过。徐先生不仅鉴定真伪优劣,还要帮助各博物馆判定文物级别。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徐先生在全国书画小组只到1985年9月,《中国古代书画图录》、《中国古代书画目录》1985年9月以后的“编后记”都是这样说明的:“由于身体欠佳及其其他原因,启功同志、徐邦达同志未能参加本期鉴定工作。”从此以后,这两书注释中,也就没有两位先生的鉴定意见了。其实,不同的鉴定理念和处世方法,同先生离开鉴定小组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本报记者 张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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