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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3月05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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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画历来是文人雅士托物言志的载体。李晓军的花鸟画虽然继承了这一传统,但他绝少用花鸟抒发旧式文人那种孤芳自赏的心绪,而是更多借用自然界的禽鸟花卉形象适趣写怀,表达身心融于自然的欣悦。书画双修的根底,磅礴大气的用笔,更让他的作品富有了鲜明的性格特征,传递出花鸟绘制中饱满的笔墨韵味。
抒写心意
见过李晓军的人,都对他豁达豪爽的性格印象颇深。而这种俊爽勃发之气更能在他笔墨淋漓、气势不凡的大写意花鸟中得到印证。他在读画有感一文中谈到,“书为心声,画为心迹”、“观其画如谋其人,以神相会,性情了然”。某种意义上说,李晓军亦在通过书画寻找“自我”,在创作过程中不断认识自己的人格特征和艺术定位。“我把大写意花鸟的含义简约概括为‘以简洁的笔墨形式表达内在的人格特征’。大写意能够抒发内心意气的特征,十分适合自己较为豪爽性格的发挥。”
李晓军的创作得益于齐白石之精微、潘天寿之强盛、李苦禅之醇厚、吴昌硕之气度,下笔以“势”取胜,透出浓浓的“北”味儿。当然,这种创作特点亦与他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李晓军自幼跟随父母在北京部队中生活,但大院外那红墙金瓦、四合院、大碗茶的风土人情和北方大环境中的文化气息,仍然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自小喜爱中国画,喜欢描摹徐悲鸿的马,每每沉醉于大师笔下大气磅礴的笔墨氛围中不能自拔。“南方青山秀水与北方群山雄峙的地理、人文环境差异造就了人们的不同性情,也使书画艺术有着南方细腻,北方较为豪放之说。大写意画家在北方的养成和发展便具备了一定优势。”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具备,李晓军选择了一个适合自己的艺术道路和人生事业。
书画双修
除却绘画,李晓军亦以书法见闻于世,书画双修可谓其艺术探索的一大特色。他对南北朝的碑版、墓志、造像记之类涉猎既深且广,并承袭和保留了隶书的技法特点,用笔显得坚实而厚重:“如果说史上许多经典字体,如颜、柳体使人‘易进难出’,魏碑则具有‘能出能进’的特点,使练习者能够触类旁通、受益良多。”虽然许多人因无法欣赏魏碑类的书法艺术而认为李晓军“认认真真练了一笔丑字”,但他的学习热情却不减分毫。随着练习的不断深入,李晓军越发感到它们是不可多得的“宝贝”:魏碑的丰富变化,用笔多端,不仅能让人发掘其变化无穷的乐趣,更能开阔视野,提升人的内在的气度。越加练习,心神下笔便越加开朗。
李晓军常说自己是比较幸运的,早早的在书法上下了一番苦工。至今,他用在研习书法与绘画上的时间比重相同,不敢偏颇。书、画的相互给养,使其大写意花鸟作品造型手法颇具书写性、置陈布势章法奇异,下笔尽脱甜俗之气,具有了雄壮浑厚、恣肆挥洒的气势和较鲜明的时代意趣；而书法亦吸收绘画修养的各种优势,创作、临习中格外重视字形姿态的塑造,格调颇高,观之能使人精神一振,在赏心悦目的过程中领悟到心灵净化的美感。
感悟传统
李晓军的花鸟作品以荷花、水仙、石榴、牡丹、梅花、芭蕉等传统题材为主要内容。除此之外,李晓军曾受西方构成意识影响,结合北京都市生活的感官冲击,尝试将红绿灯、汽车、电线杆等现代元素纳入画作,探索一套“城市花鸟画”的创作,让传统花鸟画与现代生活挂钩。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和对中国画感悟的进一步加深,李晓军逐渐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一阶段的作品以捕捉、表现外在事物为主,缺乏对中国绘画内涵的探求,艺术难以逃离表面化的趋势。其实,用传统笔墨描绘现代社会并非简单陈列现代化物件那样简单,无论时代如何,中国写意画之本还是要追求‘逸笔草草,神情毕现’式的心手相应、胸臆直抒。”李晓军认为,中国画不可以“悦目”为能事。即人与笔、墨、纸等绘画材料通过多年相互修炼,表现出的人格气质和人生状态为创作之主,对眼前事物的直观描述则为次。艺术家要在“似与不似”之间,提高笔墨修养,放弃外在诱惑,审视内心回归到绘画本身中来。
坚守文脉
长年深耕于艺术这块田地,李晓军的作品越发焕发出对笔墨驾驭的雍容、洒脱气度,对生活热爱的真挚情感。由此,他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传承、发扬也保持着一份平和、大气的态度。“中国书画艺术是有着几千年的积淀、传承有序的文化遗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但是,任何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弘扬都需要强有力的‘助推’。中国艺术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得到充分展现,并非因中国艺术自身不够优秀,而是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带来的文化话语权问题。”在艺术开拓探索的道路上,李晓军并非“保守派”。但他更认为从事中国画创作的艺术者应该回归本真,守住文脉,使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以一种相对纯粹的形式得到继承和发扬。相信随着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中国文化终有机会释放光芒,在世界主流文化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东野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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