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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3月10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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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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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名:《浩荡两千年》
◆作者:吴晓波
◆出版:中信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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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16世纪中期的嘉靖年间,无锡人邹望是一位全国闻名的巨商,他拥有30万亩田地,记录钱财的会计簿竟有600本之多,粮仓里的米谷以百万计,家中的珠宝多到数不胜数,连床铺之下都是装钱的柜子。有关邹望的名字,出现在两本明清笔记中。
◆书名:《浩荡两千年》 ◆作者:吴晓波 ◆出版:中信出版社
邹望这个名字,曾出现在王世贞的《国朝丛记》中,在那段笔记中,他被列入全国17位大富豪的名单之中。王世贞的记载如下。
1560年前后,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蕃夜宴宾客,席间突然兴致大发,评点天下富豪,他屈指细数,共列出17位“首等富豪”,这相当于是一张“嘉靖富豪榜”。据严世蕃的计算,他自己积累的家产超过百万两白银,其他被列入第一等富豪的最低标准是家产50万两白银,其中包括蜀王、黔公、贵州土司安宣慰、太监黄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都督陆炳,还有京师一位叫张二的锦衣卫官员,他是太监黄永的侄子,除了这些人之外,还包括三个晋商、两个徽商,以及无锡的两个商人,其中,邹望的财产将近100万两白银,安国则超过50万两白银,他的财富也都来自于土地——“以居积致富”。
从这张严世蕃版的“嘉靖富豪榜”中,可以读出明代财富分配的三个最重要的特征:其一,官员比例非常之高。17个“首等富豪”中有10个是纯正的官员身份,他们中有内阁大臣、宗室、军阀、太监和土司。晋商三位,严世蕃没有列举其名,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应该就是王崇古家族、张四维家族和马自强家族(陕西),全数属于官商一体。其二,晋商、徽商以及江浙商人分享其余的七席,凸现三大商帮在民间商人集团中的显赫地位。其三,财富的分配彻彻底底地向三个方向倾倒:官权、特权和土地。
一个最具讽刺性的事实正是:历代治吏以明朝最为严酷——《明律》明确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禁止经商,贪污60两白银就要被扒皮示众,可是,历代官员经商之盛、家财之富,又以明代为最。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也认为:“帝国模式特别容易产生官商经济,因为无法监督,太大了,随便弄一点就是大数目……统观历朝贪污史录,愈接近近代,贪污现象亦愈普遍,贪污技巧亦愈周密,而与惩治贪污刑典的宽严似无何等重大关系。明代立法最严,但明代贪污实较任何前朝为烈。”
《明史·外戚传》记载,弘治年间,外戚经营私利,周 与寿宁侯张鹤龄聚众相斗,“都下震骇”,于是,尚书屠与九卿联名上疏,陈述当时贵戚开店经商的巨大规模和横行无道:“功勋、外戚们不能恪守先皇的教训,放纵家人在闹市中经商,侵夺商贾利益,京城内外,到处可见。”他们恳请弘治皇帝下令,“凡是有店肆的勋戚之家都要停止所有的经营活动,有扰乱商贾、侵夺民间利益的,交给有关司法部门惩治”。
嘉靖年间的翊国公、太师郭勋在京城开了1000多间店舍,规模非常惊人,他的商队外出经商时,都高悬“翊国公”的金字招牌,招摇过市,无人敢管,而且他的族叔郭宪又同时掌管东厂,“肆虐无辜”,成了京城商业的一霸。
庞大的宗室集团是另外一支可怕的牟利力量。据明史学者田培栋的计算,朱元璋开国之初,朱姓宗室加在一起不过58个人,到了万历年间,就繁衍到了20万人,明末达到30万人,这些人如果每年平均花费100两白银,30万人就是3000万两,超过了全国财政收入的总和。
明代官员经商之风,不但历代罕见,而更独特的一个事实是,其中最贪婪和最卖力的那个人,居然是皇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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