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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信任医生拿什么保护自己 |
| ——哈医大一院血案背后折射的医患困境 | |
- 2012年04月02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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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省城一三甲医院保安在病房走廊里巡逻。 郭建政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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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念军
“王浩事件”引起公众欢呼让谁震惊?究其原因,公众高兴的不是王浩的死,而是一个医生的死。
在这一舆情背后,受访者以此传达着自我的不安全感,但他们或许很难相信,医护工作者的普遍焦虑也大致相同。
当事件双方都是受害者,这不幸,注定是全社会的。
喉咙里透着沙哑,老韩努力提高嗓音,连连问记者:“为什么社会是这个样子?”
韩建波是济南一家三甲大医院的急诊外科负责人,刚从手术台上下来。这一刻,浑身颤抖着的他看上去格外愤怒。
让他愤怒的是一项舆情调查。上周,在哈尔滨,28岁的实习医生王浩被17岁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李梦南刀伤致命。
腾讯网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患者杀死医生的这一悲剧,“六成访民表示高兴”。
这一事件发生后,国内各医院急诊科和住院部病房,再次被卫生部强调要求必须安装监控设备。
而在案发地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医院已经准备调整医生办公室座位位置,医生不能再背对或者侧对门坐,而必须正对门办公。
受害者王浩就是因为背对着门,连头都没来得及回,就被李梦南刺中颈部大动脉的。
如果真的遇到袭击
如何抵抗?
“××,能听见吗?”“大口呼吸!”“好,就这样,深呼吸。”
3月29日16:50,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急诊外科病房。
病床上,刚从手术室下来的病号鼻腔插着氧气吸管,双眼混沌。病号的母亲,一位50多岁的妇女,在人群中兀自哭着。
自头一天晚上到现在,超过10个小时,韩建波都在抢救这个骨折病人。
疲惫写在这个40多岁的男人脸上,他整个人陷在沙发里,恨不得马上合上眼睛睡一觉。
“昨(3月28日)夜里10点他们给我打电话,我立马从浆水泉路赶到医院,凌晨零点回家。今早7点赶到医院,组织专家会诊,跟家属谈话,确定手术方案。”他努力回忆整个过程。
上午10点上手术台,下午3点半出手术室,老韩为这名年轻的伤者复合了5处严重骨折。
终于回到办公室,老韩答应,可以谈一谈新近发生在哈尔滨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血案。
刚刚瘫坐在沙发上的这个中年医生,突然挺直了肩膀,挥舞着双手,将桌子拍得啪啪直响,语速快得不容人插嘴:“兄弟,你说,一个28岁的医学生被无辜捅死了,网络调查还有六成人说‘高兴’,这还有人性吗?”
这件“没有人性”的事,发生在一周前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因怀疑医生不愿意为自己治病,17岁的李梦南持刀捅伤四名无辜医生,其中,28岁的医学生王浩伤重而亡。事发后腾讯网展开调查,关于“你看到医生被杀时的心情”一项,6000余名受访者中,有六成选择了“高兴”。
3月28日深夜,就在接到同事求助电话前,老韩刚从网上看到这一消息,他拉着身为精神科医生的妻子,试着分析行凶者的心理状态。
“这根本就是一件偶发的刑事案件。”老韩夫妇认定,这一案件的发生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因素有很大关系。身为医生,他们理解一个长时间饱受重病困扰者内心的无助与脆弱。
他们也注意到微博上的评论——
“李梦南患脊柱炎,2年6次求医,共花费六七万。医生推荐的药,一种是类克,一次打两支,一支6240元。对于一个家贫如洗的患者,直接采用最贵的治疗方案,合适吗?”
“假如李梦南六次就医有一位医生负责点,假如李梦南当天不用在一院和哈市结核病医院间来回跑3次,假如李梦南很有钱,假如李梦南认识医生,假如那天小店里买不到小刀……这个血案就不会发生。这个世界上没有假如!”
“很可能,医生的一点冷漠,就会勾起他内心的恶意,进而成为杀人的动机。”老韩说,这起恶性案件与医患纠纷无关,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一位无辜医生被杀,居然有六成人感到高兴,“难道仅仅因为受害者是医生,行凶者是病人?”
韩建波看到,在一些他经常浏览的专业医疗网站上,同行发泄愤怒和恐惧的帖子比比皆是——
一位麻醉师的反应是:“幸好我们工作在手术室,一般人进不来,还算安全。”有的劝告同事,“晚上值班的时候,记得锁好门”。
而哈医大一院一位参与抢救王浩的外科医生则写道:“我麻木地在走廊穿行……面对大多无助而信任的眼神,我努力控制情绪,但内心的恐惧却一直在滋长。满医院的患者和家属,仿佛每个人都身藏凶器。身上揣的柳叶刀,不到拇指大小。如果真的遇到袭击,如何抵抗?”
这些问题
不是医生的错
“当人们不去了解事情原委就根据经验投票时,说明这个被评价的行业已经严重被标签化。”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外科医生张健分析腾讯网这一调查结果发现,六成受访者多数是在没有了解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就点击“高兴”这一选项的,这种表达很情绪化。
省立医院东营分院院长任勇曾任医务部负责人多年,尽管一再强调网络调查的样本性不足,但他也承认,这一舆情调查表明,继仇官、仇富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医生也成为一个被仇视群体。“现在的民生问题加上病痛,很多患者把愤怒指向了医生,可这些问题,并不是医生的错。”
任勇举了个例子,经常有人说,我从大老远来,排了一晚上的队,挂了个号,大夫不到10分钟就把我打发了,太不负责任了。你想想,医生是个什么工作状态?从早上8点到中午12点,一共240分钟,即使医生一刻也不停息,每人10分钟也只能看24个病号。流感季节,大医院的儿科门诊一上午都不止一百个病号,医生连水都不敢喝,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收红包的不良医生有没有,肯定有；是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收红包,显然不是。”受访医生无不提到,在舆论的讨伐中,很多舆论其实一直都是以“所有医生都是不良医生”为前提的。
离开医院整整12年了,薛晨每每告诉自己“再也不要回忆那些身为医生的日子”,以至于当记者找他时,他满脸惊讶。
薛晨离开的2000年,正是医患纠纷的“大讨伐时期”,2000年前后5年间,各类医患纠纷在媒体曝光频率非常高,一再冲击着社会对医务工作者的评价。薛晨坦言,那时自己天天“如履薄冰”。
这一年,薛晨意外卷入一场医疗纠纷。虽然各方均判定薛晨无责任,但患者家属激动之下还是冲进了医院。当年,薛晨年度考核被判定不合格,从而断送了他晋级高级职称的机会,而他本是公认的最有希望的竞争者。一气之下,薛晨离职。
像薛晨这种情况并不鲜见。驻济一家三甲大医院的儿科主任则称,近两年来,仅他所在科室已有两位刚毕业的医学院学生因为卷入医疗纠纷被迫离职。这家医院的麻醉科近几年也先后有两位麻醉师因类似的原因离职。而张健所在的齐鲁医院前两年曾爆出血案,一名患者家属先后伏击了两名医护人员,造成一死一重伤,惨剧源于13年前,其父因肝癌在该医院就诊,不久后去世,行凶者因此长期怀恨在心。
这种现状的形成,与中国现行医疗体制息息相关,包括医疗事故仲裁机制。医疗纠纷好比悬在医生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都可能提前结束一位优秀医生的执业生涯,甚至是生命。
“在欧美一些国家,医生会购买相当额度的执业保险,一旦发生医疗纠纷也不用紧张,保险公司会代医生赔付。”这位儿科主任认为,更重要的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发育形态决定了整个社会心态更接近平和。而焦虑积聚、戾气凝重的社会环境下,一点火星可能就会引燃暴戾之气。
“大家都知道,看病难看病贵,可现在要当好医生,除了医术外,还得成为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学会估量患者的经济能力以及心理变化。当医生难吧?”这位儿科主任说。
谁也不信谁
“在一个信任普遍缺失的大的社会氛围下,将自己的命运交给陌生人,需要多么坚强的神经。何况,医学永远不可能消除不确定性。”驻济一家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秦明说,因为不信任,患者常常表现得很焦虑,这一点他理解。他和朋友就发生过一次“医疗纠纷”,他为此还吃了朋友一拳。
秦明说,他这位朋友因伤风感冒,在临近下班时到医院输液。考虑到门诊打针的人多,秦明请他到自己病房来输液,“躺在病床上毕竟舒服一点”。
未承想,第一瓶液体刚刚输完,输液器突然变色。虽然朋友体感毫无异样,验血也无异常,但谁也不能解释原因。已经下班回家的秦明很快被喊来处理纠纷。院方质问秦明为何违规安排门诊病人到病房输液,熟人质问秦明,“这是想治死我吗?”
秦明劝朋友:别闹了,都是自己人,真出什么事,下半辈子我养着你。话音未落,朋友的一只拳头就冲着他来了。
“当时实在是怕得要命,那种滋味,摊在谁身上谁才体会得了。”时隔两年,面对记者,这位朋友也坦言不该打秦明,“那时候我结婚不久,谁也说不清楚这种情况对以后有没有影响。这些年出了那么多恶性医疗事故,病人对病情顶多一知半解的,谁知道医生是不是在尽心尽力?”
秦明说,很多时候,人心暴戾其实源于害怕。就像开车时突然看到有行人抢道,一些人急刹车后摇下车窗大骂,其实不见得是素质不高,实在是害怕万一撞上了怎么办。
记者走访省内各大医院的病房,普通病房走廊里,经常可见密集的加床,而一些干部病房大多宽敞如酒店套房。普通患者常常需要重复排队等候就诊,一些特殊病号往往一到医院就有专人等候、陪同。这一幕幕都映射进公众的日常经验,进而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医生、医院。在他们看来,所有的规则完全由医院制定,病人唯有听从。
秦明也认同,正是因为病人不知道究竟该不该信任医生,最终形成了这种普遍焦虑,背后则暗藏了医患双方信任基础的沦丧,否则,人们也不会每逢就医都千方百计托关系找熟人了。
韩建波也经常接到亲戚朋友打来的电话,请他帮忙安排病人看病。
就在3月28日夜里,老韩在赶往医院的途中,就接到那位摔伤病人亲属打来的电话,一再请他全力施救。
老韩告诉对方: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请你们放心,我是职业医生。“不管熟悉的还是陌生的病号,在医生眼里是没有差别的。”
谁是最终的受害者
驻济一家三甲大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医师向记者讲起她亲身经历的一起医疗纠纷,一个深夜,一位出现临产征兆的孕妇被送进医院。这位孕妇是在被一家医院拒之门外后,转入该院的。
这是一位痛感很差的准妈妈,婴儿一条腿已伸进阴道,她却一点反应没有,这种情况下很容易造成新生儿骨折,若不及时接生,婴儿随时都有危险。接生的医生与孕妇家属反复谈话,讲接生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险。其丈夫一再央求大夫尽快施救,至于危险,他表示有充分心理准备。
经过几小时忙碌,孩子出生了,但还是骨折了。医生连夜将新生儿转入小儿外科治疗。第二天,刚刚回家休息了几个小时的这位主任医师一到办公室就听说,孩子的父亲已找媒体投诉说他们制造医疗事故。
“别人拒绝收治了,没事。我们收治了,反而是自找麻烦。这是什么道理?”这位主任医师感叹,现在只生一个孩子,必须要保证百分之百的接生成功率。产科医生、助产士的压力非常大,而且来打招呼的特别多,哪个孩子出生后情况不好,医生就担心惹上纠纷。按规定,医院不得拒绝救治危重急病号。但如果医院、医生都从自我保护的角度出发,不愿意承担额外风险,那么,受害者又会是谁呢?
谁又来保护医生呢?
3月29日,省城一座三甲医院病房走廊里,腰挂橡胶棒的保安仍旧在来回踱步。但若要重建医生的安全感,仅靠增加安保力量是不够的。
“越是弱势者,越是将医生当成最后一根稻草,他们知道医生不是上帝,不能包治百病,他们需要的可能只是了解和安慰。尽可能善待每一个患者,不要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这要求对医生也许有点高,但这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被压垮的是谁。”这是微博上关于哈医大一院血案的一条评论。
对于像韩建波这样在一线工作的医生而言,他们也许无法改变一个患者只能有几分钟就诊时间的现状,他们能做到的,或许只是一束关切的目光,或是几句温和的话语,让患者的焦虑感稍稍抚平些而已。
而面对本报记者“下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还会这么做吗?”的提问,上面提到的这位妇产科专家回答:“必须这么做,问心无愧,心里踏实。”
(本文部分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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