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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4月1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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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若是海洋,个人就是海上的船只。无论选择由谁来代表居住在台湾的人们讲述那些和土地有关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最近,有“中国摄影教父”之称的阮义忠将自己在报刊开设的摄影专栏集结成书——《人与土地》,通过1974年至1986年间他在台湾拍摄的黑白像片,透视了一个在大历史中气若游丝的乡村局部。
文学、绘画着重想象与回忆,摄影却仰仗直觉与发现。阮义忠在拍摄劳动中成长,在淳朴村民的信仰中找归宿,分别捕捉成“成长、劳动、信仰、归宿”四个单元共八十四幅。
镜头下的村落都毫不起眼,照片里面也没出过有名的物理学家、溜冰选手或首相,此中人多半是人性社会中极不显眼的草根,伐木工人、农夫、渔夫、长工、小工匠与很多年轻的小生命……不善狡诈,拙于温柔,此外还有一份感动人心的耐性。每幅照片都配合着谨慎的文字、朴素的描述,不慎流露的感情也都是收拾妥当了的,风吹不乱、雨打不湿,另有一丝轻轻的幽默闪烁。
这也是关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农业发展的记忆。70年代的台湾,农村与都会正式成了两个世界:繁华进步的都市,金钱游戏开始盛行；农村则日渐空虚,年轻人纷纷离开。“到底这是什么时代?留在村庄里的,竟也被种田所累,稻谷贱价、菜埋入土,盛产的水果要投海。”吴音宁在《台湾农业观察》中如此描述。这一幕一直延续到80年代,其间因为稻米外销成功,捍卫自由贸易的美国一纸合约限制了外销量。政策一方面提倡“稻米转作”,一方面反过来鼓励人们多吃米,最终与被过度使用又重复被工厂废水污染的土地“反目”。80年代的桃园镉米事件成了台湾农业发展史上的阿喀琉斯之踵。被迫休耕的有毒田土不断蔓延、扩增。90年代末,全岛发放的“休耕补助”搭台,沿用至今的口号“休闲农村”唱戏,为台湾的“新”农村定了调子。不过是短短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政府却好似“把农业看成捆绑进步的茧,恨不得早一点抛掉”。
阮义忠定义的农村并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农村,而是一种慢的能力,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一种建设家乡不奢望天堂的从容。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是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梦幻。当城市像婴儿一样躁动不安,也许乡村才是一个可以安顿婴儿的摇篮。越来越追求急速发展的时代里,真正低头看一眼脚下土地的人越来越少了。肯为“这土地”及“这土地”上发生过的一切而含泪书写的人,更为少见。
《人与土地》的拍摄过程并不顺利,阮义忠一次次被误解、被抗拒,但他还是坚持以观光客的眼睛来凝视这片土地。正因为如此,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优点和缺点、美丽和丑陋才得以暴露,不再被视而不见、习而不察。摄影的表面是凝视,凝视农村悄然的消长和此起彼伏的喧哗,实际是深沉而周延的挽留——挽留那些人性的美好,人与人的互信互助,人对土地的依赖感恩,人对天的敬畏、对所拥有一切的珍惜。
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可怜的是,推土机年年作响,却回不去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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