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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5月02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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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融博物馆读书会现场。(资料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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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B01版)
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只是北京众多读书会中的一个,那些形形色色的读书沙龙拼成了北京独特的文化图谱。
相比于堵塞的交通、高昂的房价、肆虐的沙尘等各种不如意,生活在北京的年轻人调侃,这些活跃着的读书会可能是不少人愿意继续留下来,并保持对生活的热情的一个重要理由。
对于年轻人来说,读书沙龙可能是最容易见到那些意见领袖和业界名流并和他们面对面进行交流的场合,这些精英也愿意在这个轻松的场合深刻地去反省,甚至口无遮拦。
“经他们之口,你突然发现自己十几年来所信奉的东西被打破了,这让人很震撼。”工作不久的北京白领小周如此感慨,于是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就出现在各种读书会的追随者行列,他们或者想在远离校园后重温大学时期听讲座的温馨场景,或者想从精英口中得到他们对时代的尖锐剖析。
业界名流依然是各种文化沙龙的主角,前几年IT圈里张朝阳们是沙龙活跃分子,这两年来,地产商任志强、潘石屹几乎天天出入于各种沙龙,是重塑公众形象也好,引领风尚也好,这些时代的弄潮儿比普通人更容易获得发声的机会。
一出新书,冯仑就出现在了新浪财经悦读会上,谈世俗化的今天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消解,谈个人理想的回归。
如同他在《理想丰满》里写的:“我研究过很多赚了钱的人,后来发现赚最多钱的人实际上是追求理想、顺便赚钱的人,但是他们顺便赚的钱比追求金钱、顺便谈谈理想的人要多。”
传统的文艺沙龙一直都在,就像单向街、雕刻时光、时尚廊、UCCA以及雨枫书馆,他们大多以豆瓣为基地,总能召集到火热的文艺青年,独立的、先锋的思想在一个个小圈子里打转,有时也会有面向公众的话题,但多数情况都是小众的,那是他们的社交,也是他们的生活。
一些出版机构也加入了进来,他们不遗余力地标榜自己的文化理想,要把好东西拿给公众分享。就像贝贝特出版公司的“理想国文化沙龙”系列,他们将贺卫方、秦晖、陈丹青、梁文道、易中天、贾樟柯、张大春等“意见领袖”邀请过来,让他们去描绘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图景。
“我们这一代人”
“过去三十年我们贪婪地赚钱,从贫穷到了小康社会。未来三十年,我们的下一代也许不像我们这么有使命感,没有这么多的挫折感,你们会更幸福,更加精神富足地建设一个社会,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金融博物馆书院几乎是北京读书会的一个缩影。
在自己的书院读书会上,王巍常常客串主持。在一次读书会上,谈到任志强,王巍说:“我看他不是看房地产,我看冯仑、潘石屹也不是看房地产,我看柳传志也不是看IT,我是看这一代人。”
于是,在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上,没有人能自始至终地谈经营理念、谈货币政策、谈汇率市场,大家更像是在共同参与重构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过去三十年我们贪婪地赚钱,从贫穷到了小康社会。未来三十年,我们的下一代也许不像我们这么有使命感,没有这么多的挫折感,你们会更幸福,更加精神富足地建设一个社会,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王巍觉得他们这代人经历过的很多事情,“80后”、“90后”是完全陌生的。
4月26日晚的读书会,与会嘉宾是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主题是“金融与法制”。
有听众满怀希望地期待一场关于金融改革的交锋,但却没有。
分别是20世纪40年代生人和50年代生人的两位金融家与观众分享的是自己的成长经历,虽然个人命运完全裹挟在新中国的发展进程里,但他们依然是时代的幸运儿。
易纲回忆了“文革”对家庭的冲击,高中毕业后去插队,1977年底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系,那时读的书不多,但却都是经典。1980年,他被北大公派美国读两年本科,后留美继续深造,一直拿到博士学位,并在印第安纳大学当助理教授,直到1992年才回国。
吴晓灵则在台上深情地讲自己的责任,说自己20多年来一直记住一句话,“经济救世,经世济民。”她认为承认市场经济的规律才带来了中国三十年的辉煌,而每一次对市场的否定,总是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现在又有人开始否定这三十年市场经济的道路,我认为这是当前非常可怕的。”
“很受启发。”梁斌(化名)从长沙来京出差,特意来参加读书会,他感叹难得这些社会精英一直在思考市场和法治问题,让人看到了希望。
王巍谙熟他们这一代人的思维习惯,充满理性,喜欢形而上,充满着使命感,也充满着好奇,但王巍觉得“现在这一代人快要过去了,下一代人在他们的基础上能有什么样的精神气质?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
王巍有点替他们这代人的家国情结担心,吴晓灵问他何故,王巍在微博上回应:“我们这一代的改革使命感要把握分寸,不应给下一代带来太大压力。‘80后’比我们幸运聪明能干,不给他们制造障碍也许是我们的贡献。让他们选择我们,比我们要求他们要好。”
“读书可以丰富人生”
嘉宾们推荐的书同样要体现出这些精神,“我们要启蒙,自我启蒙,也启蒙社会。”
“读书未必改变世界,读书可以丰富人生。”金融博物馆书院第一次把这一理念展示出来时,听众才发现这些名流隐藏在公众背后的还是一个个勤奋的阅读者形象。
任志强有一个私人图书馆,他把他读了一部分或读完的书,每个礼拜或每个月都拿一批到公司去,有武侠、社会类、经济管理类书,任何员工都可以借阅,他鼓励他们从读书中获得提高。
王巍在微博中也晒了自己从1980年7月14日至8月31日的暑假读书单,小说、古诗、英语书、科普等等,“三十年前的读书真是如饥似渴,囫囵吞枣。每周定计划读三本,坚持了七八年吧。”
照例,在金融博物馆书院的读书会上,每位嘉宾都要为听众推荐一本书,这一环节并不比他们所谈的经历、感想缺少价值。
“这些年,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由于中国过去太穷、太没有安全感,因此过去二三十年大家拼命赚钱,穷则思变的精神似乎让中国‘崛起’了。虽然今天中国高速发展,但我觉得我们始终缺了一课,这一课是什么呢?我们缺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一课。”王巍说。
嘉宾们推荐的书同样要体现出这些精神,“我们要启蒙,自我启蒙,也启蒙社会。”
易纲推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分析的是旧制度和大革命的关系,“是讲长期愚昧,实行愚民政策,或者极端制度的国家是如何产生大革命的。他(托克维尔)对社会心理、大革命的原因、大革命产生以后的破坏力都有透彻的分析。”这也启发了他自己去思考如何用最小的成本去推动社会的进步。
书反映的是读书人的志趣,吴晓灵说:“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老百姓,法无禁止即可为。”为此她推荐《美国宪法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这是我一直想说的事情,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法治社会,而不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在最基本的理念上应该明确两点,一个是有限政府,一个是尊重老百姓最基本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两个基点,有时候就会走偏了。”
王巍感慨,现在虽然到处都充斥着功利主义,但他接触到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有了价值追求。
在参加了多场读书会后,在一家文化机构工作的北漂青年小刘开始把每期嘉宾推荐的书列入自己的读书计划,即便作为工作之余的消遣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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