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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5月10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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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推动了山东解放区工农通讯运动和大众文艺运动的发展。我是在这两个运动的热潮中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的。
□苗得雨
《讲话》这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经典著作,于发表的第二年传到山东。我第一次读到全文,是一两年后在一本整风文献上。文章的深刻性和生动性深深地吸引着一个农村少年,许多话那样对心思,使我对文艺工作的理解打开了明亮的窗子。
1950年,在全省通讯工作会议上,我的老领导、大众日报社社长刘建在报告中说:“在工农通讯运动中,提高了工农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从工农通讯员中,培养了许多干部,少数的工农通讯员,例如王安友、苗得雨等,已经写了小说成为工农作家了。”当时新闻与文艺的关系十分密切,人们工作的分工也不像今天这样细,新闻重视文艺,新闻工作者也培养文艺作者,有的新闻工作者也是文艺工作者,都是出自革命的需要,都是在《讲话》等文献中所包含的统一指导思想的指引下出现的历史现象。大家面对着宣传工作的十八般武艺,需要什么就干什么,摸起什么就干什么。
在报社负责具体培养帮助我的牛玉华老师,她本身也是一位作家、诗人,她以“白玉”为笔名写了很多诗,也写了许多报告文学、散文以至剧本,建国后还出过长篇小说。多年未停笔,后又成了业余画家。在报社当过领导,在党的宣传部门当过领导,上世纪60年代还当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对陈登科有过培养帮助的钱毅,是当时《盐阜大众》报的编辑,是名作家阿英的儿子,去世时才二十二岁。钱毅当时写的一本书《怎样写》,既谈新闻写作,也谈文艺写作。这本书对我有很大影响。牛玉华是一个青年培养一个小少年,钱毅是一个小伙子培养一个大小伙子。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部队。”当年我是这支队伍的一个小兵——跟在大战士身后的“小尾巴”。那难忘的岁月所留在心头的愉快记忆,使我经常愿意回想,这种回想像一股流泉在心底流淌,产生着对日后的久久的鼓舞与激励。
《讲话》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一条道路的开始,使我们的民族文艺在民间文艺、古典文艺和“五四”新文艺之中,又融进了革命大众化文艺。革命的文艺随革命的开始而开始,在这一点上说《讲话》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但实践经验一旦经过了总结,就成了理论上的升华,就揭示了规律,就成了经典,就反过来可以指导新的实践。所以我们说从那以后是一个时代和一条道路的开始。
现在这条道路已经走了70年,我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了68年。《讲话》中有些话,今天不一定适用了；也有些话,实践证明讲得偏了些,或不完全。这些今天大家不难明白,经过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总结也已经明白。《讲话》的基本精神是要继承的。我不是专门的理论家,但古今中外理论中的大道理,也大体钻研了一下。我经过钻研,加上经过以往事情的反思,发现毛泽东讲的那些,实在是大道理,大常识。也就是说,《讲话》的基本精神,既讲了革命的文艺规律,也讲了一般的文艺规律,人们纵然进行一般的创作,也是离不开它的帮助指导的。或也就是说,只要你的创作走在文艺的大规律中,也就和《讲话》的基本精神相联系。所以,我觉得要继承,继承中要创新、革新。离开传统要走弯路,不探求革新没有新的生机,路也不会越走越宽广。题材、体裁、手法应多样,单一、单调、雷同的老路不能再走。作品总要从生活中来,作品总要给人以教益,作家总要向人民学习,向民族文化传统学习,总要将作品写得让读者乐意读,喜欢看,或者集中说,也就是从生活出发和为人民群众服务,这两条要永远坚守,不能忘怀。《讲话》的基本精神已化为了我们的血肉,创作实践已成自然。这是一种自觉。这种自觉有没有,差别很大。没有就盲目,我就吃过亏,感受很深。可以说,我这也是大半生创作的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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