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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5月19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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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或许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有关鲁迅的著作、文章数量众多。在这些著作及文章中,“民族脊梁”溢美之词充斥字里行间,鲜有客观、直白、一分为二式的全景扫描。近日,读了陈光中所著的《走读鲁迅》,颇感耳聪目爽。该书以鲁迅“家”的变迁为主线,视角独特、取材新颖,尤其是对鲁迅直白、客观的分析让人尤感难能可贵。
鲁迅虽然被人们冠以民族脊梁的伟大称号,但说到底他终归还是个凡人。他有无异于凡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无异于常人的脾气性格。他的人生旅途说起来似乎比普通百姓更为“颠簸”,正如作者的肺腑感言:“鲁迅这一辈子,活得真不容易。”
鲁迅生于1881年9月,卒于1936年10月,在他55年的人生旅途中,共迁居了10次,这还不包括他在南京求学、在日本留学、在杭州教书,以及在上海避难时住过的临时居所。鲁迅的这些搬家并非都是乔迁之喜,而是多属无奈,这从《走读鲁迅》的11个“家”中足以证明。鲁迅17岁那年走出故乡,通过“走后门”到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之所以要进水师学堂,是因为那是所公费学校,不但无需缴纳学费,每月还能有少许津贴。那时的他虽没有定向人生坐标,但却不想当兵,所以不久他就改换门庭,进了南京的“南洋矿路学院”。鲁迅在南京求学四年,1902年凭着优异成绩,获取了公费留学日本的机遇。之后他在日本留学7年间,先是学习矿冶,后而改学西医,不久又弃医从文。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绍兴教过书,在北京教育部当过吏,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讲过学,最后在上海专职从事文学写作。在北京生活的14年间,他先后在绍兴会馆、八道湾胡同、砖塔胡同安过家；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因为牵挂在广州的许广平以及厦大的初创冷清,使得他只在那个家住了四个多月；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和闲居的八个多月间,他先后住过中山大学的大钟楼和白云路的白云楼；在上海生活的九年间,他先是在景云里两处宅院安家落户,而后又因为避难在拉摩斯公寓住过较长时间,最后病逝于大陆新村的居所。由鲁迅的“家”的变迁,人们可以从中粗略感受到其生活的颠簸和坎坷。
说起鲁迅自然绕不开朱安和许广平,但是,对于鲁迅与她们之间的是非曲直,却很少有人能够直白、公正地予以评说。朱安是旧时女子,是鲁迅的母亲送给他的特殊“礼物”。鲁迅是个孝子,对母亲这份特殊“礼物”受之不甘,违之不敢。1914年,他在日本接到“母病速归”的电报,匆忙起程回国,进了家门才知是母亲已经为他挖好了结婚陷阱。母命难违,鲁迅万般无奈,即使心中有千万个不愿意,但还是任人摆布地完成了与朱安的婚礼仪式,婚后仅三天,他就迫不及待地离家回了日本,与朱安的婚姻从此名存实亡,直到逝世。许广平是鲁迅的学生,或许是无爱婚姻的压抑,促成了他们之间的师生恋。朱安对此虽是心知肚明,但始终是任随其便,丝毫未予阻拦。任谁都明白,无爱婚姻令人窒息,而名存实亡的婚姻则让人更加痛苦。如果说,鲁迅的无爱婚姻值得同情,那么朱安就更值得人们同情。
人都有性格,但性格过于刚烈或过于懦弱都未必是好事,鲁迅的性格就过于刚烈。他的爱憎分明固然值得赞扬,但他的苛刻却不值得推崇。胡适和鲁迅同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后来二人由于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胡适虽然与鲁迅有过争论,但都不失和气,而鲁迅对胡适则是言辞激烈,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鲁迅后来恨屋及乌,凡是胡适的朋友都成为被他讽刺、挖苦甚至辱骂的对象。顾颉刚曾是鲁迅的朋友,但因其后来追随胡适,便被鲁迅视为不共戴天。1927年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仅三个多月,当得知校方要邀请顾颉刚来任教时,便谢绝了校方挽留,愤然辞职。适逢“四一二”政变发生,我们的很多书籍便把鲁迅的这次辞职拔高为因不满国民党政府而愤然辞职,以至于今天仍还有不少人在以讹传讹。非敌即友,非友即敌,这就是鲁迅的偏执和刻薄,其四面树敌之结果,便是左派与他论战,右派对他攻击,真可谓知己能几人了。我们据此说鲁迅爱憎分明也好,说其心胸狭隘也罢,都不能不承认他的性格缺陷。正是由于这种性格缺陷,使得他的生活不得不为之颠簸。
生活颠簸、婚姻颠簸、处世颠簸,构成了鲁迅颠簸的人生。社会环境、家庭生活、个人性格酿造了鲁迅人生的苦酒,这苦酒的品名就是“颠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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