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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童年比较“宅” |
| 不缺玩具缺快乐,不缺依靠缺朋友 | |
- 2012年06月01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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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李晓闻 与前几代人相比,以独生子女为主、物质生活不再匮乏的90后,童年时代似乎略显单调,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尤为明显。不少90后学生坦言,他们童年最大的遗憾,就是太“宅”、太“乖”,值得回忆的东西太少了。 忙碌: 从一个“班”赶往另一个“班” 1999年出生的佳佳在福州路小学上六年级,马上就要升初中了,她显得特别高兴,“妈妈说,上了初中就不用每天练钢琴了。” 从5岁起,佳佳每个周末开始上舞蹈课。6岁时,妈妈又给她报了钢琴班。于是,每到周末,佳佳都要一大早起床,在妈妈或奶奶的陪同下,背起书包赶往上课地点。往往练完一上午舞蹈,中午吃了饭就要赶往钢琴老师的家里,晚上回家则要在爸爸妈妈的监督下练琴、练字、背单词。到了寒暑假,佳佳还要上英语、数学补习班,几乎一天不得闲。 生活在城市里的90后们,特别是95后,小学时代像佳佳这样整日在一个“班”和另一个“班”之间奔波不停的,再正常不过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个1995年以后出生的学生,问及童年的记忆,大多与各种特长班、培训班有关;拿出小时候的照片,不一样的孩子竟然有许多模式相同的镜头——或坐在钢琴前,或手拿各种奖状、奖杯。 “小时候还跟爸爸妈妈去过一次北京,家里还有我在天安门前拍的照片,但是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在26中上初三的小栋说,小时候也跟家人出去旅游过两次,但当时年龄太小,已经几乎没有印象了。而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学时每个寒暑假到体育馆去练乒乓球,每个周末去培训班学国际象棋。 孤独: 在家没人陪,报“班”属无奈 “当初把孩子送到体育馆去学乒乓球,实际上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找个看孩子的地方而已。”小栋的妈妈陈女士坦言,儿子小的时候特别孤单,她和丈夫周末常常要加班,小栋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用陈女士的话说,送小栋去学乒乓球和国象,是因为怕他一个人在家里憋得慌。 90后的城市一代,几乎是清一色的独生子女。许多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很少接触其他小朋友,上幼儿园、上小学之后,也只有同班同学可以一起玩,不上课的日子,家里的小卧室就是他们的全部空间。在佳佳的小床上,摆着各种洋娃娃,用精致木盒装的高档套装玩具、积木几乎堆满了整个屋子,书柜里也摆满了佳佳从1岁到十几岁看的书籍、画册,还有各种小礼物。佳佳的妈妈感慨说,她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玩具,但是有明净的蓝天、可以撒开脚丫子到处跑的土地,而如今的孩子什么都有了,却独独缺少真正的朋友和发自内心的欢乐。“我们知道孩子累,但是到了周末,孩子不去学琴、学跳舞,还能干什么呢?”佳佳的妈妈无奈地说,为了不让女儿觉得孤单,她只能用玩具、图书、特长班来填补佳佳的空闲时间。 游戏: 不愿出门玩,“高科技”产品是最爱 1991年出生的丹丹,小时候喜欢玩小霸王游戏机。“就是接在电视上的那种。超级玛丽很好玩,好像还有个叫冒险岛的游戏。”丹丹说,当时爸妈买“小霸王”是让她学习用的,平日不准她用来玩游戏,只有爸妈都不在家的时候才能偷偷玩,“其实已经忘了玩起来是什么感觉,但是肯定跟现在的电脑游戏是不一样的。” 1994年出生的张天昊则压根不知道“小霸王”是什么,在他的印象中,小时候很多同学家里已经有了电脑,他就经常跑到这些同学家里玩电脑游戏。张天昊说,他和伙伴们的童年,似乎除了上课、上特长班,就是在家上网聊QQ、玩游戏了。“有一次周末爸爸值班,我就跑到爸爸办公室玩电脑,那会儿什么都不会玩,光一个纸牌游戏就能玩上一天。”天昊说,后来家里买了电脑,但是一段时间没有联网,他依然是每天一大早起来就打开电脑,把每一个程序都打开试一下,文档处理、表格处理等技巧就是那个时候“捣鼓”明白的。“在家里玩电脑一点也不觉得闷,一晃一整天就过去了。” 相比之下,佳佳小时候,电脑、手机已经都不稀罕了。1999年出生的她,四五岁之前几乎每年都要摔坏爸爸的一部手机。去年,佳佳还多了一款新“玩具”——妈妈公司奖励的平板电脑。佳佳最爱玩的,是“植物大战僵尸”。 遗憾: 总当乖宝宝,什么“坏事”都没干 已经上大三的丹丹觉得,她的童年时代被大人看管得太严了。从小到大,一直有4个大人围着丹丹转:爸爸、妈妈、姥姥、姥爷。丹丹上小学时一般由姥姥或者姥爷接送,不过,一旦有考试、比赛,或是周末去公园、海边玩的时候,往往是丹丹走在中间,4个大人“前呼后拥”。 小时候过“六一”,多是在学校里。说到这儿,丹丹有些兴奋:“我记得过儿童节的时候,不用上课,全校同学在一起玩,穿着新衣服,看节目。嗯,学校好像还发冰糕!” 不过丹丹说,自己童年过得其实挺遗憾,一直在大人的守护下,很少自己做点什么,更没干过什么“坏事”。为什么一定要干“坏事”?丹丹哈哈大笑起来:“就是下水摸鱼啊,偷东西吃啊,欺负小弟弟小妹妹啊,跟同学搞恶作剧什么的。这些有意思的事儿都没干过,感觉童年好像缺了点啥似的。”
难忘: “非典”来袭,方知生命宝贵 “忘了在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时候,碰上‘非典’,那一年我们没有过六一!”张天昊说,“非典”让他少过了一个“六一”,那段日子,天昊每天进校门先测体温,课间10分钟还要分成小组,由小组长带领自测体温并做好记录,外地传来的感染者死亡讯息和学校的高度谨慎,让他第一次感受到,每个人的生命都异常珍贵。 不过,这个每天自测体温的程序也给天昊偷懒逃课提供了一次便利。有一天,天昊稍有点感冒,不想上课,于是动起了歪脑筋。他在自己杯子里灌满热水,然后把手上的体温计靠近热乎乎的杯子,体温计上的“红杠杠”迅速蹿高,天昊就把显示39摄氏度的体温计拿给小组长看,称自己发高烧了。小组长吓了一跳,一分钟没敢耽误,捧着那支体温计一路小跑到班主任办公室,班主任随即痛快地准了天昊两天假。 “其实那次感冒我真的有点害怕,担心自己也会染上‘非典’。‘非典’过去之后,我就开始注意锻炼身体了,有段时间早上跟着爸爸出去跑步。”天昊说,虽然锻炼身体的习惯没有坚持下来,但正是这次“非典”,让他头一回有了“身体是革命本钱”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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