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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6月08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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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考时。曾经,我们也像他们一样,怀揣梦想,奔赴考场。此时此刻,记忆和心跳在同一个节点产生了共振,梦想与激情在不同的时空泛起了共鸣。
在这里,我们从紧张的高考当中放松身心,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一起体味那个年代高考的那些人、那些事儿。
上世纪50年代 张智云:七个县才有84名高考生 本报记者 刘洁
7日早上8点20分,离高考语文科目开考还有40分钟时间,家住学府小区79岁的张智云老人目送孙子张瀚成步入威海一中考场,看到与小瀚成同龄的上千名高考生同时步入考场,张智云由衷地感叹“现在的高考生真多啊,想当初我参加高考的时候,七个县才有84名高考生。”
张智云老人原籍乳山,于1957年参加的全国高考,他还清晰的记得当初的考试科目主要是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并没有外语。张智云说,他那时在文登一中读高中,当时上学的孩子少,很多县里都没有高中。1957年高考时文登一中一共有84名高考生,这些学生涵盖了文登、荣成、乳山、威海(当时为县级市)、牟平、福山和海阳七个县市。虽然考生少,但那个时候录取率可不低,84名高考生实际录取了76人。尽管有8名考生落榜了,但张智云说这些人根本就不愁出路,因为那个时候高中生已经算是高学历了,在村里当个教师那是绰绰有余。
当时的“高考餐”,张智云印象深刻:早饭是稀饭、油条,午饭是米饭、西红柿汤,晚饭是馒头、大菜。之所以过去50多年还能记得这么详细,张智云坦承“因为那都是美味啊,那个年代吃上这些东西已经相当奢侈了,当时自己还有个自私的想法,恨不得天天参加高考,天天都这样吃。”
上世纪60年代 董以山:地瓜面炒面当“营养保健品” 本报记者 刘洁
1965年,对原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宣传部长董以山来讲是幸运的,因为这是1966年中断高考前的最后一次高考,也正是通过这一次高考,他如愿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山东大学。
现年68岁的董以山原籍文登宋村镇,他在文登一中上高中时国家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因此“艰辛”是他对那个年代的回忆。但在过苦日子的时候,董以山也能感觉到“甜”,那就是上学。他还清晰地记得,上高中的时候能吃上窝窝头,冬春季节能喝上萝卜丝汤,夏秋季能喝上菠菜汤。并且还有当时特有的“营养保健品”令他回味,那就是地瓜面炒面。地瓜面炒面就是把地瓜干粉磨成细面,再上锅炒熟即可。吃的时候盛在茶缸中拿开水边冲边搅,一会就搅出蜜状的稠粥来,吃起来滑溜溜甜丝丝还带点香味,既好吃又解饥。每当晚自习过后,男生们就会拿起茶缸盛上炒面,然后是呼噜呼噜的吞吃声。
董以山说,与现在的家长比起来,那时的家长并不太重视高考,甚至有一种想法认为“考不上更好”,因为那个时候考不上大学能立即参加工作,增加家里的劳动力,减轻家庭负担。但他清晰的记得,当时文登一中一共约200名学生参加高考,除个别考生有身体原因或者历史问题外,其余高考生全部被录取。
1965年秋天,一封山东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董以山的老家。临上大学的前一天晚上,董以山母亲准备了—桌酒席,父亲请了村支部书记、村长、大伯父和邻居家几位长辈来为董以山送行,这是他第一次和村里的干部、威严的大伯父以及长辈邻居同桌吃好饭。
董以山
上世纪70年代 董绍江:高一没读完就考上大学 本报记者 侯书楠
上世纪80年代 李燕:先过预考关才能参加高考 本报记者 许君丽
李燕参加高考是在1987年,当时她还在黑龙江上学,高考并不像现在这样,每个学生都能参加,而是需要残酷的预考,合格后才能参加高考,预考的考题是由当地教育局出题。李燕所在的学校当时有2个文科班,分别有55名学生和56名学生。经过残酷的初试,最终,李燕从班上55名学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参加高考的资格。
高考,对现在在环翠国际中学任教的李燕来说,是一生中的感动。这份感动,来自高考前一位不知名的小女孩在枕头下留的小纸条。高考前一天,李燕和学校另外9名参加高考的学生一起乘车到其他学校准备考试。李燕说,当她将东西收拾好后,从自己床铺枕头下,发现了一张小纸条和一个小姑娘的照片,上面写着:“大哥哥或大姐姐,我并不认识你,但我祝你多年苦读能有所作为,祝你考试成功。”看着这张贴心的小纸条,李燕非常感动,直觉告诉她,一定能考上。高考期间,饭菜虽没有现在的那么多花样,但也非常好,基本上是10个人一桌,一桌10个菜,西瓜、饮料、罐头等一应俱全。李燕笑着告诉记者,对很多考生来说,那是自出生到高考吃的最好的几顿饭。
当年,考试科目有语文、数学、英语、地理、政治、历史。李燕说,她是从外地转到黑龙江省上学,小学时并没有学习英语,所以,英语一直是她的弱项。与现在相比,当年各科的考题更多的是靠死记硬背。考试结束后,其他五门课程都几乎是满分,只是英语才考了40多分。因为各科成绩不平衡,最终,她没能考上自己心仪的金融学校,服从志愿上了师范类学校。但当年枕头下的那张小纸条却让她感动至今。
上世纪90年代 陶相银:我靠高考改变了命运 本报记者 陶相银
高考,就是一场噩梦。但我必须感谢它,它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现在可以敲敲键盘就能轻松谋得不菲的薪水,彻底摆脱了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生活。
1999年,我上高三,村里同样要参加高考的孩子还有十几个,但全村人都把话题集中在了我身上,因为我是一中的学生,最有希望考上大学。村里已经八九年没出一个大学生了,乡亲们的希望让我感到了莫大的压力,但压力就是动力。
高考前,紧逼了三年的老师们突然转变了态度,让我们放松地去踢球、睡觉。有平时的成绩做保证,我并不惧怕高考,反而迫切地盼望着早点考试,我需要高考来改变“世袭”的命运。
考试很快就结束了,我回到家中就卖力地帮父母干农活,尽量避开乡亲们的询问,不愿多说话,用沉默掩盖内心的忐忑。在我喷完8亩玉米地的农药后,半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到了“张榜”的日子。校门口聚集了大量的同学,一些人已经通过电话查询到了成绩,大多人垂头丧气,这更令我感到不安。不凑巧的是,学校的电脑坏了,还得需要我们自己去查询。学校外面每个有公用电话的商店都排起了长队,我最终选在县城西南角的一个邮政所排队等候。前面的人一个又一个地叹着气走出来,让我难抑心中的恐慌。递过准考证,邮局工作人员熟练地按了一通电话键,随即传来他的声音:“语文XX分,数学……,总分XX分。好小子,考上了。恭喜你啊,赶紧回家报喜去吧。”瞬间,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喜悦,不知道如何回味酸楚,只是一路狂蹬自行车,匆匆赶回了家中……
2000年以后 侯书楠:妈妈每天4点起来做早饭 本报记者 侯书楠
2001年,我考入了文登一中开始了高中生涯。由于平时我在班里学习就一直位居前茅,父母对我的成绩也比较放心。不过为了考上好大学,我们对学习更有讲究了,不仅要注重学习方法的科学性,还要学会善于思考,毕竟学习的课程越来越复杂,考生越来越多。而我又不太乐意在重复的题目上浪费时间,于是经常自学,这样可以极大提高学习效率。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学习的途径也已经不再局限课堂上老师的讲解,无论大小书店,都能买到参考资料。网络的普及,让我的视野大大开阔:第一时间获得名校考题,与专家“面对面”进行学习交流……这些都是以前考生难以想象的。
持续的高考扩招,使得我们考大学容易了,但考名校依然很难。父母乃至亲戚为了家里这么一个考生,围得团团转,我都记不清自己享受了多少“高等”待遇。印象最深的是,到了高三,我们早上5点半就要开始读早自习。妈妈为了让我休息好,每天早上4点50分至5点钟叫我起床,我匆匆洗完脸就带着早饭飞奔学校。每次提着早饭上学,总是被同学们羡慕,妈妈准备的早餐十分丰盛,总有虾、海参等营养品。为了做早餐,妈妈每天早上4点就要起来准备,坚持了一整年。晚上9点半下晚自习,妈妈也在家备好了宵夜和补品,可以说,妈妈一点不比我们考生轻松,甚至更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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