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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7月01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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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师文静
多年以前,“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广为流传,它高度概括了金庸武侠小说的鼎盛和成就。再加上以亦舒、张小娴为代表的都市言情,以李碧华为代表的古代奇情,以梁凤仪为代表的商战以及以倪匡、黄易为代表的科幻小说,这大体是十多年前内地读者对香港文学的总体印象。
时间逝去,以“至俗”为风格的香港作家们逐渐老去。在香港回归奔向15周年的过程中,尤其是近5年来内地读者也见识了香港文学的另一个侧面——香港纯文学。之前根本不被内地普通读者所知的董启章、黄碧云、韩丽珠、西西、马家辉等香港作家以城市写作为群体特征,给读者提供了有别于香港流行小说的阅读体验。
潮流 纯文学作家引发关注
近5年来,香港文化人的北上与香港小说的北上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梁文道、马家辉、欧阳应霁、蔡澜、董桥、陈冠中等香港文化人在内地活动范围的扩大,香港文化人与内地的联系逐渐密切,在香港默默坚守纯文学创作的一批作家逐渐进入内地出版商的视野。大约自2008年起,内地出版社出版了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生》《体育时期》；西西的《哀悼乳房》《我城》《看房子》；韩丽珠的《缝身》；钟晓阳的《停车暂借问》；也斯的《昧旦书》等等一大批香港作品。
资深评论家止庵告诉记者,大家多谈港台文学,这两年香港文学走向内地也是与最新的台湾文学一起进来的。“这一波纯文学北上风潮应该开始于台湾的朱天文、朱天心作品的引进,从她们开始拓展到其他作家。尤其是最近两年兴盛的简体版小说出版潮,港台的纯文学作家基本上被打捞殆尽。这些作家上到张大春,下到韩丽珠,年龄段在30-50岁之间,正是港台文学创作的主力作家。”
香港专栏作家马家辉分析称,早在香港回归前,香港的生意人、医生、律师和设计师就与内地密切来往,香港流行小说也提早进入内地,而香港纯文学之所以近两年才能进入,最主要的原因是文学写作语言的障碍,很多香港本土的纯文学作家普通话基本不过关。而香港纯文学近两年之所以能顺利北上,则得益于内地人开始懂得发现和欣赏香港。
对于香港纯文学近两年集中北上内地的原因,止庵则有不同的解释。他认为,近年来内地本土文学创作水平下滑厉害,即便是出现了几个引人注目的作家,也是宣传大于创作。此时,仍在高水准线上的香港纯文学自然引起大家的关注。此外,止庵称,所谓的现代化就是都市化的问题,香港城市文学正好符合内地都市化进程中的阅读需求。
特质 有浓厚的城市气息
香港纯文学特别的气质在哪儿?止庵称,香港纯文学最突出的气质就是其城市气息,它是城市的文学。“香港纯文学带有实验的性质,与金庸、古龙比,不是通俗文学,与白先勇比又不是纯现实主义,它带有一股浓厚的城市气息。”
对香港文学这股城市气息,香港作家董启章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香港文学写香港的人和事物,但香港文学不单是写内部的,而是把城市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式,写一种现代化生活的形态——人群共同生活在空间里的形态；香港文学提出不同的可能性,去寻找现代人生存的意义。
或许董启章的解释太过抽象,止庵用内地与香港作家的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内地新生代作家明显断层,缺失了城市文学。即便是写出《长恨歌》的王安忆也写不出黄碧云《末日酒店》的味道。内地作家活得太狭隘又不接地气,与社会、他人、时代的关系并不密切；老一代如梁晓声这样的作家还沉浸在《知青》这样的作品中。新一代作家因为功力不足,或因为太偏于个人,多不关心别人,其作品与城市无法通气；老一代作家基本无法融入城市生活,导致内地文学无法像香港纯文学一样去探讨现代城市人的生存意义。”
梁文道曾以董启章的小说为例详解了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的不同特质。梁文道称,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时间繁史》《物种原始》自然史三部曲已经超越了小说而成为一种实验,他试图用虚构的小说语言做一种知识开发的工具。“他在小说中探讨作家有没有权利杀死一个笔下的人物,这是很奇怪的小说伦理学问题。董启章是代表香港小说最高峰的作家,他想的东西跟内地的作家截然不同。”梁文道认为这种截然不同的小说写作方式,有其重要的意义。
未来 期待有深刻影响的作家
香港文学北上并被认可,对内地读者来说是对华语文学创作的一种扩充。梁文道称,英语之所以是最有活力的语种,就是因为它丰富多彩,不仅仅是英国人在写小说,世界很多国家的人都在用英语写小说,而且每个地方都带有当地的英语使用习惯,文法是对的,但是作品的味道却不同。“任何表现力强大的语种,其内里都是丰富多元的。今天华语文学的范畴需要扩大,它就不再仅仅是内地,而是要将香港、台湾等地更加多元的华文写作方式融入其中,只有这样华文写作的冲击力和文学表现力才能彻底张开。”
既然香港小说气势磅礴地来了,对于内地日渐断层的纯文学创作会有什么的影响呢?止庵称,香港作家的一些写作手法是可以借鉴的,但是真正好的文学又是学不来的。“香港作家有其自身的成长轨迹。因为香港的图书市场非常小,在香港想仅仅依靠写作来养活自己是不可能的,所以香港作家基本都有其他职业。写出《白发阿娥及其他》《我的乔治亚》的西西曾经是老师；写出《温柔与爆裂》《后殖民志》的黄碧云做过记者、议员助理,还开过服装店；而《浮城后记》的作者叶辉曾任翻译、记者等职。内地作家多数是职业化的,而香港作家更了解一座城市,更能成为一座城市的作家。”
止庵称,香港文学的出版热潮还不能成为内地文学重新发现自我的契机。“但是这不能阻止香港和内地作家的互相喜爱,近两年也有越来越多的内地作家受到香港文化圈的喜爱。香港期待着出现像苏童、安妮宝贝等在各层面有深刻影响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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