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鲁霞
1933年出生于印度的阿马蒂亚·森因为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贡献,成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曾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如过江之鲫,诺奖这一巨网每年只网一条大鱼,即使是这一条大鱼,在经历了获奖后的短时热闹,也很容易淡出社会的视野。因为对社会最底层成员困境的关怀、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以及思想的哲学意味,森至今仍是一条鲜活的“大鱼”。
对森的喜爱,应从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说起。亨廷顿在此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之后世界的矛盾和冲突将不再以国家为单位展开,因文化和宗教差异导致的文明冲突将成为世界冲突的主旋律。此后的9·11事件似乎成为文明冲突论的注脚,亨廷顿因之愈加名声大噪。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一场貌似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把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的纠葛纷争仅仅化约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独角戏,从现实到逻辑都显得苍白和虚弱。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软肋何在?很长时间不得其解。森的《身份与暴力》一书尽管不是针对《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系统驳斥,却为我们理解文明的冲突、暴力的由来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身份与暴力》是森获得诺奖后的著作,全书由对身份的思考展开。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同时拥有多种身份。比如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同时还是中国人、妻子的丈夫、三个孩子的父亲、古典音乐发烧友、艺术品收藏家、登山爱好者、素食主义者等等,所有身份中“没有一种能够视为该人唯一的身份”。在唯一身份与多种身份之间,森是坚决反对前者的,他认为,“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实现和谐的主要希望在于承认我们身份的多重性。这种多重性意味着人们同时具有相互交叉的不同身份,它有利于我们反对某一坚硬的标准划分人们而导致的、据说是不可克服的尖锐分裂。当人类的丰富差别被压缩进一种特意设计的单一分类之中时,我们所共享的人性也就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在森看来,对人类身份单一性的坚持,不仅会大大削减我们丰富的人性,而且也使我们身居其中的世界处于一种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状态,诸多暴力恰恰由此而来。
森亲身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印度的那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骚乱,骚乱中,“煽动屠杀的政治教唆者把各自社群中原本平和的普通人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结果是数十万人死于非命。这是一场典型的由单一身份引发的残杀。其实,此般例子在人类历史中并不鲜见,从十字军东征到二战屠犹,身份的单一性假定成了宗派狂热操纵者的惯用武器。即使在当今世界,“因身份冲突而孕育的暴力似乎在越来越频繁地发生”。身份的幻象让我们已经付出并正在继续付出沉重的代价。
单一性身份往往是我们幻想出来的。不幸的是,正是这种想象出来的单一身份成为文明冲突论的分类框架。森认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视角的困难在于,早在冲突——或者没有冲突——之前,它就预设了一种单一的分类观”。其实,已不是视角的困难,而是致命的软肋!亨廷顿在把全世界的人简单机械地分为“西方世界”、“伊斯兰世界”等几个世界的时候,“支配性分类的分裂作用也就被体现出来了”,而在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中,是可以依据多种划分标准进行分类的。单一身份的幻象不仅具有分裂性,也不能代表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
长期以来,我们对历史习惯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单一性身份的叙事框架。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是:晚清政府落后、卖国、腐败,慈禧太后(后党)这个恶老太千方百计阻挠扼杀改良改革,光绪帝(帝党)力主新政却被囚禁并神秘死亡。事实是,至1886年慈禧太后决定归政时,近30年的洋务新政已经使大清国有了一番新气象；在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一种合力的推动下,经慈禧太后首肯施行的多项改革虽不能说成效斐然,温情地看也是革命性的。至于帝党与后党之争,马勇在《晚清二十年》一书中认为,更多的是康有为出于各种目的幻想乃至设计出来的,至于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地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解救光绪帝这一天书计划,更是康有为唯一身份幻象的结果。康有为在流亡期间,继续把帝后之间的矛盾渲染得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以至于恼怒的光绪帝不得不发布上谕严厉驳斥。对晚清那段历史的解读,森的身份理论也可以派上用场。
身份的多元也是文化和价值的多元。长期在英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使森对英国的多元主义文化和自由精神印象深刻。在英国,所有来自英联邦国家的居住者即便没有英国的公民资格,都能立即享有完全的选举权,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非白人移民。这一做法无疑可以很好地推动族裔融合并减少矛盾和冲突。
森具有极强的现实感,他关注贫困、饥馑和灾难,“希望世界少受幻象的囚拘”。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公开宣称,经济学是不讲良心和道德的,而森的著作及研究向我们显示的恰是经济学的良心。这也是森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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