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前夜,泰山迎来了两位美国客人——自幼深受博爱、仁慈思想意识熏陶和影响的安临来及他的妻子安美丽。他们创建的泰山孤贫院成为大批山东孤儿半工半读的家,解放后则易名为泰安社会福利院服务至今。
□王绍忠
流浪孤儿震动他心灵
1910年11月8日,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时年28岁的安临来和26岁的安美丽,从旧金山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在浩瀚的太平洋航行了37天后,船在青岛港停泊下来。在一位定居中国的美国朋友白泰理的引导下,安临来夫妇先乘车来到济南,又坐独轮车到达泰安,在元宝街“浸信会”教堂里定居下来。
安临来夫妇首先聘请了汉语教师学习中文,又为自己起了中国名字,并在东关购买了一处院落,设立了“泰安东关基督教会”。他夫妻二人每天往返于泰山东部的乡村之间,或在村头树下,或在路边茶棚,向围坐的人们传布福音。
次年的3月25日上午,安临来夫妇正在范家庄“宣教”,无意间发现并认识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乞讨儿彭君重。孤儿向他们哭诉了父亲患病因无钱不治身亡,母亲无奈而跳湾自尽的遭遇,夫妇俩内心受到了一次强烈的震撼。 当时,在泰安的流浪儿三五成群,以沿街乞讨为生。不久,安临来夫妇又在山口台庄、西张店村等地认识了孤儿张兴友、冯锡泉、杜约汉、李拴住和女童张玉贞等。顿时,安临来心中掀起层层波澜,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萌动……
安临来夫妇创立
泰山孤贫院
由于不舍昼夜地苦学汉语,安临来夫妇很快变成了“中国通”。按照传统民俗,他挑选了九月初九这一良辰吉日,摘下了教会的方匾,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换上了黄牌红字的“泰山孤贫院”的长条牌匾。
办学经费从何而来?安临来在教会季会上一经提出,立刻获得会友们9300元的慷慨捐助。他们表示不仅要抚育孤儿成人,更要让他们读书成才。此后,安临来曾两次回国募捐。有了教育基金,安临来便购买地产、修造校舍,使新兴的孤贫院稳步成长、壮大。
办学初期,莱芜、济阳又送来孤儿30多名。安临来便把他们分成男女两班,从泰安郭家楼村请来陈松山精心执教。当时,山东、河北连年遭受旱灾、蝗祸,灾民如蚁,饥饿夺走生命无数。不久,临清又一次送来孤儿180多名。校舍十分拥挤,安临来便在杨家胡同租赁民宅办起分校。
1926年,孤贫院学生已达400多名。安临来先后聘请懂古文、会英语的顾鞠荪,精理化、通书法的菅维良,会讲普通话的马秀一及王连儒、王宗约、李玉堂、杨太实等30多名教师施教。男女分班、学生设小学部6年,初中部3年。课程设置有国文、算术、修身、习字、国画、唱歌。初中部增设理化、史地、生物等课,使孤贫院的教学趋于稳定和正规。
为使学校获取日常的办学经费,安临来又在校内设立了劳动基地,分别有建筑(木工、铁工、石工)、制鞋、编织、营销等实业部门,统一执行半日制,即半日读书、半日做工,反复轮换。
同时,为解决学生集中食宿问题,安临来从社会上招聘善厨艺的年轻妇女,入校为学生备餐,以“按人供应、吃粗吃饱”为标准。后来,又买下东北隅夏家香客店专做女校。
1933年,冯玉祥将军寓居泰安期间,学校计有学生千余人,分设21个班。他对孤贫院的办学十分赞赏,他说:“孤贫院同旧时的‘义学’不同,也与教会办的‘正规班’不同,在泰安和山东可以说是独树新帜。”
1934年,学校先后有十届毕业生离校,除少数人留校外,大都怀有一技之长,到泰安各生产部门做工,回归社会、自食其力。其中有不少人发展成为有造诣的技术、管理人才。至抗日战争前夕,孤贫院已收留学生计1500余名。
当时,由于条件限制,孤贫院对盲童无法施教,安临来便一次性付款,分批将30余名盲童送往“上海盲校”学习,后又派教师前往“深造”,为设立盲童班打下了基础。
扶持孤贫院
建立“章丘分校”
古人云:“善事未曾长足,昼夜可行千里。”上世纪30年代初,孤贫院的波及范围南至枣庄,西达济宁,北到禹城,东至青州。章丘教会想将孤儿集中送往泰安,安临来和妻子安美丽及副校长菅维良认为学生以在原地就读为上策。同年4月27日,安临来夫妇乘车直达章丘,在龙山(镇)和普集(镇)分别见到了教会会友于清太和张京友。当夜,安临来把泰安孤贫院办学的过程及在章丘设立分校的意图讲述了一遍,于、张二人盛情挽留安临来在章丘小住,作为顾问把学校办妥。
于清太和张京友分别在龙山和普集教会及社会上,提出“行善积德、筹款办学”的宗旨,同时,又在各村及交通要道张贴招生“告示”。接着,他们二人各租赁私人宅院一处,聘请教师7名,又招聘善炊的妇女6名,安锅垒灶统一吃“分配餐”。课程设置和泰山孤贫院相同,直到5月19日,学校敲响了上课钟,安临来夫妇才踏上返岱之路。
日后,安临来又两次回国募捐,用以支援章丘分校。两年后,安临来二次光临章丘,普集分校学生已达84名,龙山已达62名。学生实现了半工半读,生产部门有面粉加工、牧场、农艺、织布、漂染、制鞋、编织。到抗日战争前夕,两地学生已达526人。
轰动全国的“十万办学基金募捐活动”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为了给孤贫院创造一个广阔的发展远景,1934年夏,安临来夫妇及全校员工共同协议,作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重大决定,这就是在孤贫院历史上曾轰动全国的“十万办学基金募捐活动”。
首先,由泰安商会印制了大量的“募捐”广告,随后,安临来夫妇便北上济南、天津、北京,南下南京、上海、杭州,做好大规模募捐活动的舆论宣传。各城市的报刊编辑部都率先捐款并发表消息代收社会募捐。
当时,山东省代省长林宪祖、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财政厅长杜尚省、警卫处长袁致和等纷纷带头募捐,从100大洋至1000大洋不等。同年5月17日,安临来夫妇又持冯玉祥将军的亲笔信函,二次赴南京面见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及韩复榘等人,他们也均捐出800大洋至1200大洋不等。
到6月底,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及山东、安徽、浙江等省市均成立了“教学基金募捐董事会”。各地都在报刊上报道了泰山孤贫院的办学宗旨和发展历程,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尽管宣传工作搞得声势浩大,但是当时国家遭受内忧外患,广大民众在极度艰难的贫困线上挣扎,实在无力捐助。最终计划只完成近半而不告而终。
安临来被日军
拷打,病重身亡
1941年,日军战机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开始全力搜押美国在华人士集中监管。1942年6月4日,在泰日军派一个班的兵力进驻孤贫院,委派石楚安藏全面掌管,由闫立倜任校长。日军下令拷打审讯安临来,查抄其办公室及宿舍,监控他本人的一切个人活动。
7月14日这天,安临来两次遭到审讯,乃至逼供。他悲愤交加,当晚便于绝食中患脑中风,因得不到及时治疗,遂瘫痪、失语、口眼歪斜,连进食、饮水都十分困难。
当时有人劝说安临来,向日方申请回国治疗。安临来坚决不肯离开他亲自创办的孤贫院。9月初,他病情加重,处于昏迷状态。1942年9月5日黎明,安临来含恨病故,终年61岁。
在日军残酷统治下的乱世之秋,有着不同社会地位、不同道德信仰、不同职业身份的300余人,纷纷赶到孤贫院向为拯救中国孤儿、盲童献出毕生心血的美籍慈善家、教育家安临来先生的遗体告别。安临来收留的第一位孤童彭君重披麻戴孝、执幡扶杖敬施“孝子礼”,泰安商会会长致悼词,学生们把他安葬于泰岱之麓的梳洗河畔。
惨无人道的日军又下令逮捕安临来之妻安美丽,并押送至潍县“战犯集中营”囚禁。
安临来留下的宝贵遗产服务至今
1948年7月15日,泰安解放。鲁中行政公署马馥塘立即致函泰安专员赵笃生,要求对泰安孤贫院“妥为保护,勿伤害校内一草一木”。
1951年,根据国家内政部下达的关于《接收文化教育、慈善救济机构》的文件精神,泰安专员刘舜青代表政府正式接管了孤贫院。经过细致统计,此时校内仍有草房、瓦屋156余间,耕地(包括农场、牧场)172亩。办事机构有儿童管理部、小学部、膳食部、营业部、医疗所、织布坊、织袜厂、制衣坊、漂染场、木工、铁工坊、面粉加工厂等。
同年9月,孤贫院易名为“泰安社会福利院”。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台湾阿尼色弗儿童之家董事长颜国顺曾先后两次来福利院参观、访问,并召开大陆、台湾双方加强互助的交流会议。
山东省慈善总会会长谢玉堂曾称颂安临来说:“安临来用生命书写了令人难忘的慈善名理,慈善不分国界,慈善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产。哪里有困难人群,慈善社会会穿越五洲四洋,义无反顾地去行使它天使般的职责,安临来就是神圣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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