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默
一棵银杏树,我习惯叫它白果树。这样叫着叫着,我眼前出现了一颗颗表壳洁白光亮的白果,像一枚枚微缩的橄榄球,活蹦乱跳在我童年的绿茵上。东机厂宿舍区20号楼后,隔着一道略高于一楼的围墙,挺立着一棵白果树,四下就这一棵孤零零的树,它的身旁是一片绿毯似的稻田。白果树粗粗的树干笔直冲天,像木匠用后夹在耳边的那种最粗的铅笔,移栽到了泥土深处,笔尖向上,信手在宣纸似的白云上涂鸦着情书,一眨眼就被风捎到了远方。我们几个小伙伴,手拉手围起一个圈,才能环抱它。它的底下是我们的乐园。黔南雨多,有时玩着玩着,稻田那边还出着太阳,树这边却突然下雨了,我们慌忙往树中央靠了靠,好像围炉烤火似的,树撑开它的枝叶,替我们挡住了雨水,但地面上潜伏已久的潮湿与霉烂,被雨水激活了,翻身纷纷往上涌来,呛得我们皱着眉头。春天来了,我们在树下仰着脖子,等待大孩子爬上去摘一枝枝树叶扔给我们,我们将那扇形叶子扯成小鸟,一手捏着,一手拽着茎,仿佛一只大雁不停地扇动翅膀,细微如发的气流淌来淌去。到了盛夏,静悄悄的午后,知了烤热了薄如蝉翼的空气,我们悄悄地溜出家门,聚在树下,掏出随身带的小圆镜,各自寻一块阳光灿烂的地儿,许多束光柱越过围墙,射向室内,投注着一圈明亮的光斑。很快,吼叫与骂声搅碎了一池宁静,紧接着一盆水浇了下来,惹得我们哈哈大笑。渐入秋天,风扬起了深藏不露的刀子,金黄的叶子相互追赶着扑了下来,我们拾了,不再做鸟,而是洗净晾干,夹在书里,一整本书,夹了一个不长的秋天。橙黄色的白果终于被我们“望”落了。
这是一棵野树,也许起源于一阵风刮来的一粒种子,也许是插秧间歇,某一位先人瞧着白果顺眼,又不舍得吃它,随手埋在了脚下,出落成了今天这样子。但现在,它就是一棵野树,没人管它,也没人站出来认领它。谁都可以随便弯腰捡拾落下来的果,谁都可以扛着长长的竹竿,打树上的果,但一般没人这样做,也不值得。白果外面包着一层浆肉和皮,搓破了沾到手上,味道不好闻,就着自来水管,哗哗地冲上半天才能洗净。我们用石块砸开了,剥出里面的果仁儿,尝着却又苦又涩,像一个肥皂泡似的谎言,碰到空气就破灭了。
我是幸运的。这是因为,我家住在二楼,恰好与白果树的下半身齐平,它自由伸出的枝叶,从厨房开始,一路平行掠过我家卧室。我站在这两处地方的窗前,都可以探手扯过树枝,摘上面的绿叶、黄叶和白果。有时忘记关窗,刮风了,下起了阵雨,将黄金一样耀眼的叶子纷纷吹入厨房和卧室,湿漉漉地贴在地下和床上,像一地一床的黄蝴蝶。
现在回忆起那时的淘气、顽皮和大胆,尤其幸运的是,我和窗外的白果树一样,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无拘无束、顺应自然地成长,这是我的儿子无法比拟的。
去年暑假,我带着妻子和儿子,专程去看了我们过去的家,又绕到楼后,去看白果树。之前曾经有同学自山东重返东机厂寻根,我向她打听白果树还在吗?也许因为她不住在20号楼,也许她不像我们男孩子,有过关于白果树的乐园记忆,根本就不关心它。她一脸茫然,连说没去看,不知道。此刻,我就站在楼后,到处寻找着我们的老白果树,哪儿还有它的踪影?即使它被无情地伐倒了,也应该留下一个盆大的树桩,像一个硕大的伤疤,周遭或许会发出一棵棵新绿,也应该有手指或胳臂粗细了。除非早已连根拔起了,可那需要多么坚硬的心肠,对它怀着多么大的仇恨啊,我是真的想不明白。它的身边盖起了房子,一直延伸到路边,其余地方杂草丛生。我不甘心,没了它,我的记忆迷路了,我焦灼地寻找它,我是如此依赖它定位和搜索自己啊。终于,让我找到了,不远处,有一棵胳臂粗的白果树,像它年轻时一样树干笔直、枝叶繁茂,却不是它。我执拗地相信,这棵眼前的树与那棵记忆中的树,一定有着某种亲密而必然的联系,或许它就是那棵树某条残存的根从地下发出来的,又或许它是某年秋天那棵树遗落的一枚白果悄然长出的……我胡乱地猜测着,手扶着这棵树,与它默默相对,幻想像它一样重新长回青葱的自己。
只是不知道,这样一棵树,要历经多久,晒过多少太阳,淋过多少雨雪,才能长成它的先人那样。这起码是几代人的时光了,我是看不到了,仅能在记忆中一遍遍地葳蕤自己的那一棵。
回去的路上,我表情凝重,沉默不语。有一道光亮乍然泄入了我灰暗的心情,既然没见老白果树残留的树桩,也许它是被人相中了,挖进了城里,栽在了某个植物园或小区,它本来就是一棵野树。这种与树有关的行为主义,跟着一个时髦的词汇,叫“大树进城”。随即我又记起资料中说,大树在移栽进城过程中死亡率高达五至七成,我不再想它在那些人群休闲和聚居的地方正常地生长,而是愈来愈肯定它带着孩子们的笑声、鸟群的鸣声、松鼠灵巧的背影永远地去了,不再回头看我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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