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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校长”李庆明鞠躬谢幕
  • 2012年08月06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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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庆明向记者展示用“央校”学生画作制作的邮票。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德峰
  “我将与你同航,在那越洋渡海的船上,在那不再存在的海洋。”7月6日,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下简称“央校”)2011-2012学年度结束会议上,担任了9年校长的李庆明,在演讲中引用了这样一段话。
  这段话,其实是几句歌词。十几年前,这几句歌词曾由莎拉·布莱曼与安德烈·波伽利共同唱响,伴随德国著名拳王亨利马斯克,结束了具有传奇色彩的运动生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告别的时刻》。
  “《教育启示录》去华侨城访谈南山央校李庆明校长,他刚知晓是任上最后一天,悲溢校园,有老师抹泪。”7月5日晚间,纪录片《教育启示录》制作人邓康延更新了这样一条微博。
  在9年的“央校”校长生涯走向尽头,李庆明做此番演讲时,心中一定也伴随着这首歌的旋律。“教育狂人”、“鞠躬校长”、“能给深圳教育带来希望的人”……李庆明在深圳的教育改革实验,让他被赋予各种称谓。

    “我只是做了一个梦而已”
  “我只是做了一个梦而已”,对于在“央校”的9年,李庆明常这样说。这个梦,就是他的“田园教育”梦想。
  2003年,当李庆明刚刚到达深圳时,连自己都不相信他的“田园教育”梦想能变为现实。李庆明自己也说,在这样的城市搞“田园教育”,显得“太不搭调”了。
  然而,转机总是出现得这么突然。据李庆明回忆,同年的某一天,李庆明在《南风窗》上读到一篇“小文章”。“文章中提到龙应台曾带着满脑子现代化的想法去欧洲游历,而欧洲现代化城市对传统的小心呵护,却击破了龙应台心目中对于现代化的想象。文章激发了我,现代化的进程不能失去传统的根基。”
  快要熄灭的梦想之火,再一次被点燃。在寻找理论支持的时候,李庆明意识到,在教育上不应该轻易地提及“现代化”,“田园教育”与现代都市环境并不矛盾。“教育面向现代化,并不等于教育的现代化。”李庆明说。
  于是,李庆明开始了在深圳的探索。他在“央校”创办了四季文化节、海洋文化节、民俗文化节等活动,让学生接近自然与传统;他在校园中建立储书箱,为儿童阅读打造小书城;他还组织书法、美术和声乐等各种兴趣小组,让孩子们的爱好得到张扬。按照李庆明的说法,他的目标就是把“央校”打造成一个可以让孩子们自由挥洒天性的“诗意栖居”之地。
  在这个目标之下的种种举措,受到了外界的诸多好评,甚至有媒体这样称赞“央校”:“这里是一方神奇的热土,这里是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的童年乐园,这里是豪情万丈的创业者的精神家园,这里是教育的都市田园。”
  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学生,让其发展天性,李庆明曾被人称为“特立独行”,然而“央校”学生在对自然的亲近、对爱好的张扬等方面的表现,得到众多深圳家长的肯定之后,这项举措也就获得了各方面支持。几年的实验结果,让李庆明自己也颇感自信,他说:“我相信,田园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种新尝试,一定会越来越显现出它的生命力!”
  李庆明的“田园教育”梦想,并非空穴来风。位于崇明岛上的海永实验小学,便是这个梦开始的地方。
  1999年,在给儿童教育家李吉林做了多年助手,并在海门县城的一所小学初步实践后,李庆明带领南通师范专科学校的一批优秀应届毕业生,前往崇明岛上的海永乡,创办了海永实验小学。
  这是李庆明对李吉林“情境教育”的“乡村化”实验,在他看来,乡村才是中国教育最为本源的地方,“那里充满了田野智慧”。
  “人烟稀少、经济贫困、交通不便”,李庆明这样形容当时自己和他的团队面临的境况。但是,同样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庆明经过四年的教学实践,发展了属于他的“乡村田园教育”理论。
  他这样描述“乡村田园教育”:释放自然天性,体验人间温情,回归真实生活,激活生存智慧和缔造精神家园。从此,李庆明感觉自己对教育的理解,“一下子变得澄明通透”。“科学的、心理学的、教育学的种种,我先把它们搁置起来,去寻找拨开迷雾后留下的本源,这才是教育。”
  “我只不过是鞠了一个躬而已”
  “鞠躬校长”,可以说是近年来大众用在李庆明身上最多的称谓。
  因为在“央校”的9年时间里,只要李庆明不去外地出差,都会在每天的7点左右出现在校门口迎接学生。李庆明对本报记者解释说,“我希望通过彼此鞠躬,让孩子们学会尊重他人。”
  在李庆明眼中,讲求平等存在诸多不易,经济上的平等、社会地位上的平等,以及其他种种平等的诉求,都不如鞠一个躬来得实用和简单。让李庆明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动作,让他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作秀!”有人这样指责李庆明。李庆明却说,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基础教育改革,虽然已开展了30余年,但他发现其中仍缺少点什么。“如果学生连‘不随地吐痰’都做不到的话,那还谈什么素质教育?我想,素质教育的核心应该是公民教育。缺少了公民教育的素质教育,必定是‘瘸腿’的教育、不完整的教育、畸形的教育。”
  2004年,李庆明亲自起草了《为了共生的理想——促进儿童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宣言》,并提出了以公德伦理为核心的公民教育主张。这被他简称为“五公教育”。围绕“五公教育”,“央校”又展开了多项活动,包括“天天祝福”、“每月一辩”、“学期峰会”、“年度竞选”和“公民社区建设”等。其中,学生的“年度竞选”,成为广受大众热议的焦点。
  从2004年起,每年10月15日—11月15日,都是学校雷打不动的“竞选月”。小到每个班级的班长,大到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都由学生自己选举产生,每人一票。
  李庆明和其他教师一起,为“竞选月”确定了严格的程序和制度。一届学生会主席的选举,先要通过班级海选和年级海选,从高、中、低年级各选出两名候选人;然后,在全校的竞选大会上,6名候选人要经历演讲、才艺展示、公开辩论、回答选民提问等各个环节;最后,经过全校1800多名学生的几轮投票,选出获胜者。选举章程规定,任期一年后,主席自动离职。
  被外界看来“不免理想化”的举动,激活了学生参与学校事务的动力。在李庆明的指导之下,一群小学生、中学生把自己的学习、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2011年,由他主编的五卷本140万字的《公民读本》正式出版,并获当年《中国教育报》“最佳图书奖”。
  对于备受争议的公民教育实验,李庆明并不想过多地提及,“我只不过是鞠了一个躬而已。”
  “我只不过是试了一道加减法而已”
  李庆明更愿意聊一聊他在“央校”所尝试的一道加减法。“我要把自由的时间和空间还给儿童。”李庆明说。
  在任期间,他把教师讲授课程的时间缩短了:原则上,小学课堂上教师讲授的时间不得长于10分钟,中学课堂上教师讲授的时间不得长于15分钟,“我要把更多的学习时间留给孩子们自己。”
  另外,他还大刀阔斧地减掉课程冗余时数,减少作业量,减少考试次数。如此减负措施,让有些家长、教师不理解,这样减下去,孩子们到底能学到多少知识?是不是过于激进了?然而,事实却是,孩子们的课业轻松了,但教师们任务加重了。
  刚到深圳任职的时候,许多老师不了解他的风格。在海永乡的时候,李庆明就多次因为和教师一起备课而通宵达旦。减负措施展开后,“央校”的教师渐渐明白了这位新校长对于课堂教学的认识。
  李庆明告诉本报记者,有一次他指导一位语文教师讲授一篇课文——鲁迅的《风筝》,在备课的时候,李庆明要求这位教师:把全本的《野草》读完,然后再看鲁迅年谱,了解《风筝》一文写就之时鲁迅的境遇……经过诸如此类的准备工作,再进行一遍遍的限时演练,语文教师才完成备课。
  这便是他减负理念的另一面,教师10分钟的课堂讲授时间,需要花费一天甚至几天的时间去准备和演练,这被李庆明称为“磨课”。反复打磨,直至淋漓尽致,这就是“减”的另一面——“增”。
  除了要“增强课程功能,优化课程、学科和教学结构”以外,李庆明还提出了“增强理念认同”、“增强发展后劲”、“增强学习动力”和“增强教育合力”等“五增”理论。
  这就是李庆明眼中的加减法,但实际上,他所尝试的加减法不仅仅是这些。减去的,还有学校的行政化色彩;增加的,还有学校教育功能的地位。
  没有按照传统学校的行政化建制,李庆明把“央校”的管理职能划分至学校的四个中心:教学实验中心、少儿文化中心、公民养成中心和教师文化中心。“我就是想营造更加宽松的行政氛围,使学校的教育功能得到进一步凸显。”
  然而,9年下来,李庆明仍有遗憾。“我没能实现工会主席直选,也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校长负责制。”
  “他不是堂吉诃德,而是风车”
  7月26日晚,离开深圳并在昆明等地讲学后,李庆明回到江苏南通。他终于有时间与自己的学生、老友、家人聚在一块儿,谈论在南通的岁月,谈论对教育的理解,谈论对离职的看法。
  李庆明喜欢喝红牛,喜欢吃南通本地的海鲜,于是,他回到南通的第二天,一直“像一个父亲”照顾着李庆明生活的弟弟,就为他准备了丰盛的海鲜大餐。
  李庆明在南通的同事、学生,在与他见面之前,都会多准备几瓶红牛。他们了解李庆明,就像了解自己的亲人,在私下里与记者谈及李庆明时,也会说他是“理想化”的、“书生气”的,但他们的言语之中,又颇为支持。“如果有条件,我真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央校’去。”他的一位学生说道。
  李庆明承认,纵观自己的诸多称谓,“书生”一词较为贴切。
  他曾长期沉浸于书斋,试图从书本中找寻教育的真谛。作为一个校长,与其说他是个管理者,不如说他是一个将哲学理论应用于教育实践的思考者和践行者。因为当记者与他坐在被各种书籍所环绕的桌前,谈论他的校长生涯时,他更多的时间是在谈论哲学。
  “读书,对我的教育实践有很大的影响”,李庆明说,他是在用现象学哲学的理论,对“教育”进行解构,然后才找到了他所认为的“教育的真谛”。
  通往“田园教育”之路可谓漫长。中学时,李庆明在卧室中发现了父亲的朋友寄存的书籍,从此就与读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即使当时不能理解书本上的哲学概念。“背书、抄书,成为我那时的习惯,并一直延续至大学。”李庆明告诉记者。
  大学时代疯狂的买书过程中,他接触到美学,并在李泽厚著作的引导下,继续研究心理学、艺术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1981年到南通高等师范学校任职后,李庆明又在学生的刺激下接触了现象学哲学,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彻底打开了通往“田园教育”的道路。
  作为一个“书生”,他忠实地实践着长时间思考与实践所得的理论,而不为教育的现实所屈服,正因如此,他才能把他停留过的海永实验小学、“央校”打造成在教育界受关注较多的案例。
  “别人都说我是拿着剑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李庆明笑着说。而李庆明的学生则反驳他,“其实你不是堂吉诃德,你是那风车。”
  两人相顾,抚掌大笑。
  离开了“央校”,李庆明变得有些迷惘,他一下不知道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下去。
  “是要回归书斋,还是应该继续前行,最近我一直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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