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繁华之都还是文化沙漠,囿于单个人的视野,不免见仁见智。但香港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环境却成了金庸等人扬名立万的山头。
文化沙漠也好,繁华之都亦罢,无论如何,人离不开生活的环境,陶杰身上自有着香港的包罗万象和开放多元,所写文字也是揽括社会各个层面,五花八门。当年他被金庸从英国收罗,在《明报》副刊写作,一出手便技惊四座。他写在英国的留学时光,所历种种,看似随意点染,但却涉笔成趣,绝非单纯地叙写当地风土人情,记录美景美食,没有走马观花的轻狂和做作。在对英国社会的观察中,无媚态亦无意气用事的敌对态度,而是带着自己的眼光和思考,因此认识与见解非一般人所能为。他写英国的天气:“英国的细雨,构成气候的基本语言。若一部中国近代史的页间渗透着血泪,则英国的九百年历史翻开,字里行间,必淌着无穷的雨水。英国绅士与政客心态隐晦,连欧洲人也难以相通,一如英伦天气的云情雨意之不易捉摸,岂是偶然?”若非沉潜其中并配以丰富渊博的知识及机敏的才气,断不会有这般文字。
陶杰出身学院派,文章却没有学院式的枯燥无趣。他描绘萧红:“因为她只有一颗单纯的心,没有精练的文字技巧,努力绽放的,是生命本身的热烈姿态。可叹萧红自己像一个杂耍艺人,在生与死这条钢丝上步履维艰……云散呼兰,水涸香江,萧红扔下笔,抛下爱情,她没有余音,死亡是她的休止符,结束一切折磨。”真是句句入情,字字入心,可谓萧红异代知己。相较一力追求雅致、贪恋“旧时月色”不食人间烟火气的董桥,陶杰的文字更能激荡人心。
有着十几年的留洋背景,陶杰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眷恋和喜爱,在被一些人封为“文化沙漠”、八卦横行的香港,其让人看到的形象,是一副磊落青衫,是一颗爱意拳拳的中国心。他重视语文和古代诗文,把它们看做民族的性灵所在,并从英国少年视读莎士比亚为畏途想到自己身边的情形,对社会只追求经济增长却将语文弃之如敝屣的做法痛心疾首。同时,对香港留学生在国外的整天胡混和不学无术,他也没有客气,极力针砭。有趣的是,同样留洋并常在香港逗留的学者李欧梵却与之大异其趣。李认为《肉蒲团》原文不够精致,失之粗糙,反不如其哈佛大学同事翻译的英文让他看得津津有味。香港非典期间,李欧梵想到了文艺的力量,建议大众看一看加缪的小说《鼠疫》和德国经典科幻片《大都会》。面对一些留洋生的不堪情形,觉得电影《英国病人》矫饰空洞的陶杰的做法是等到深夜看一部旧粤语片,看演留学生的罗剑郎如何登上大火船负笈远洋,在影片的黑白意象中,他声言能寻找到留学生昔日洁净的灵魂。李与陶的行为做法,让人在情感上不由更愿偏向于后者。
香港地方狭小,寸土寸金,虽然报纸有上百种,人均占有率居世界之冠,但多为娱乐文章,走的是通俗路线,且多短篇,便于生活在快节奏中的居民阅览。陶杰身处其间,专栏文字也似居所一般讲究节省,金大侠及其他东家都没有提供太多的版面,在这样的局面下,一些事件和事物便得不到透彻的解读。陶杰认定香港的英国文化不伦不类,以下午茶为例,虽是喝的西式下午茶,得到的却是粤式茶楼的服务。这固然是置身香港的清醒人的看法,只是论及香港的英国文化来,仅举下午茶这一个例子实在不过瘾,若是能旁及社会生活的多个角落和事物,才算撑得住英国文化这个大的主题,也才能像端出水陆全席那般,让人满眼开阔,进而大快朵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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