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鲁霞
伦敦奥运会期间,国内一电视台造访大英博物馆,得以一睹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之“芳容”。其实《女史箴图》真迹渺然已逝,现存大英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馆的两幅,分别是唐、宋时期之摹本,只是大英博物馆所藏艺术及学术价值最高、时间最早。
《女史箴图》的创作目的在于教化,一段宫中雍容女子对镜装扮的图画旁边,题着如下箴文:“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性之不猸,或愆礼正；斧之藻之,克念作圣。”大意是:人们通常只知整理自己的容颜,不知涵养自己的品性,而后者才是最重要的。为挽日下之世风,创作者“苦口陈箴、庄言警世”,可谓用心良苦。
大概是因为顾恺之的“游丝画法”和“传神写照”使画面太美的缘故,今人已较少能体味到教化之意图,甚至会萌生作者牵强附会、小题大做的感觉。爱美是女子的天性,不过照照镜子略施粉黛,难道修其容与饰其性真的就如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英雄花木兰不是也“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吗?再说,若顾恺之有知今日女子已经到了刀切斧斫动辄万金还可能命丧手术床之后,又该如何去画并施以教化?
豪华盛宴并无上了鱼就不能上熊掌、上了鲍鱼就不能上海参的硬性规定,面容姣好且贤淑文雅的女子虽不常见却也偶能睹之。皆我所欲的鱼与熊掌之不可得兼,其实只是孟老夫子的一个道德假设。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不能走极端。据说,《女史箴图》讥讽的是西晋惠贾皇后,此人就是一个极端,她的“极端”不在于身材矮小、相貌丑陋,而是专权暴戾、冷血荒淫,终至祸国。
人之潜意识中永远潜伏着对权力的渴望,而权力又本能地趋向于恶,所以,“文明的核心目的一直就是规训此种欲望,不让其超越界限”。这也是古今先哲总把权力与德行紧密相连的原因所在。我感觉,“无敌丑女”惠贾皇后的历史故事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平常女子偏重些表面文章、忽略点内在德性其实并无大碍,而一旦权力在握又德行有失,后果便会严重起来,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并且是权力有多大池子便有多大。若此,拿寻常女子说事的《女史箴图》,也是对权力的陈箴、规训。
修容与饰性,就像行动的生活与默想的生活一样,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行动的生活与默想的生活也并非不可得兼或截然能分,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化中,两者确实会有所偏废。古希腊哲人、基督教文化追求默想的生活,古罗马帝国则是一种行动的生活。儒家文化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貌似追求二者的得兼,其实修行还是在前排就座。
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最先将道德与权力进行分离,坚持认为,只要能达到抵御外敌入侵、使国家强盛、使臣民服从等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马基雅维里生活的时代与我们春秋战国有些类似,邦国林立、弱肉强食,在丛林法则的胁迫下,道德之远水难解现实之饥渴,将政治与道德进行分离应该也是事出有因。但马氏理论毕竟为一家之言,这并不意味着在国际秩序中作为个体的国家就可以放弃德行,国家若不正心修身,天下难以太平,招致更大的危险。
美国传统保守主义派学者克莱·G·瑞恩的《道德自负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一书,是对自己祖国道德危机的激烈抨击。在作者看来,传统的西方道德有一个鲜明的立场,就是尽可能地完善自身、宽厚地善待邻人,此种旧的道德品质也要求将“自我约束和尊重他人”的原则贯注到国际关系中去,以便“减少冲突的危险”。美国自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始,在很长时期一直奉行“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立”、“避免干预他人事务”的政策。直至二战爆发,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想依然占据主导,以至于总统罗斯福对英、苏、中等国的援助计划步履维艰。美国的宣战缘于神秘的珍珠港事件,至今还有人推测此事件是个“阴谋”:罗斯福以珍珠港为代价来击破国内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思想。正是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始了在世界这个大棋盘上的精心战略布局,走向帝国扩张之路。瑞恩认为,就国家层面而言,在当今美国,传统的那种自我控制的旧道德,已演化为控制他人的新道德；因为美德概念的改变,责任已经从个人那里转移到政府头上,“以致政府大幅度地扩张,高度地集权化”。
文明世界,帝国的黩武和扩张定要祭起神圣的大旗,瑞恩指出,美国的单边主义、干涉主义也是由“最高贵的原则支配的”。美国自认为是不平常的国家,“担负着高于所有其他国家的责任和使命”,是全世界善与恶的仲裁者,“这一远景等于一个新的美国神话:美国是一个道德帝国的统治者”。瑞恩认为,这一意识形态恰恰反映了美国文明的衰落。
“缺乏教养、只知从事实务的人几乎不可能拯救一个遭到重创、迷失方向的文明”,然而“道德上无所顾忌的行动者常常最能如鱼得水”。看似简单的修容与饰性、行动的生活与默想的生活,竟也处于尴尬、两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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