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日前推出新著《何谓文化》,这是继《文化苦旅》面世二十年之后,余秋雨又一部谈文化的重磅之作。在书中,余秋雨从学理、生命、大地、古典四个方面阐释了“何谓文化”这一根本性问题。作为著名的文化学者、文化大散文风格的开创者,这本《何谓文化》的面世,对于余秋雨这二十年来的文化思索和行走而言,无疑是份重要收获。
余秋雨称,这本书最让他动情的部分,是回忆一些已经离世的文化巨匠,他认为这些大师亲身用生命揭示了文化的深层奥秘,对“何谓文化”作出了生命的回答。
谢家门孔
一
直到今天,谢晋的小儿子阿四,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
大家觉得,这次该让他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解释,他诚实的眼神告诉你,他还是不知道。
十几年前,同样弱智的阿三走了,阿四不知道这位小哥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两个月前,阿四的大哥谢衍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现在,爸爸自己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家里只剩下了他和八十三岁的妈妈,阿四已经不想听解释。谁解释,就是谁把小哥、大哥、爸爸弄走了。他就一定跟着走,去找。
二
阿三还在的时候,谢晋对我说:“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门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门,他就离不开门了,分分秒秒等我回来。”
谢晋说的门孔,俗称“猫眼”,谁都知道是大门中央张望外面的世界的一个小装置。平日听到敲门或电铃,先在这里看一眼,认出是谁,再决定开门还是不开门。但对阿三来说,这个闪着亮光的玻璃小孔,是一种永远的等待。
他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因为爸爸每时每刻都可能会在那里出现,他不能漏掉第一时间。除了睡觉、吃饭,他都在那里看。双脚麻木了,脖子酸痛了,眼睛迷糊了,眉毛脱落了,他都没有撤退。
爸爸在外面做什么?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有一次,谢晋与我长谈,说起在封闭的时代要在电影中加入一点人性的光亮是多么不容易。我突然产生联想,说:“谢导,你就是阿三!”
“什么?”他奇怪地看着我。
我说:“你就像你家阿三,在关闭着的大门上找到一个孔,便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亮光,等亲情,除了睡觉、吃饭,你都没有放过。”
他听了一震,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不说话。
我又说:“你的门孔,也成了全国观众的门孔。不管什么时节,一个玻璃亮眼,大家从那里看到了很多风景,很多人性。你的优点也与阿三一样,那就是无休无止地坚持。”
三
谢晋在六十岁的时候对我说:“现在,我总算和全国人民一起成熟了!”那时,“文革”结束不久。
“成熟”了的他,拍了《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清凉寺的钟声》、《高山下的花环》、《最后的贵族》、《鸦片战争》……那么,他的艺术历程也就大致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为探寻期,后一段为成熟期。探寻期更多地依附于时代,成熟期更多地依附于人性。
一切依附于时代的作品,往往会以普遍流行的时代话语,笼罩艺术家自身的主体话语。谢晋的可贵在于,即使被笼罩,他的主体话语还在顽皮地扑闪腾跃。其中最顽皮之处,就是集中表现女性。不管外在题材是什么,只要抓住了女性命题,艺术也就具有了亦刚亦柔的功能,人性也就具有了悄然渗透的理由。在这方面,《舞台姐妹》就是很好的例证。尽管这部作品里也带有不少时代给予的概念化痕迹,但“文革”中批判它的最大罪名,就是“人性论”。
谢晋说,当时针对这部作品,批判会开了不少,造反派怕文艺界批判“人性论”不力,就拿到“阶级立场最坚定”的工人中去放映,然后批判。没想到,在放映时,纺织厂的女工已经哭成一片,她们被深深感染了。“人性论”和“阶级论”的理论对峙,就在这一片哭声中见出了分晓。
但是,在谢晋看来,这样的作品还不成熟。让纺织女工哭成一片,很多民间戏曲也能做到。他觉得自己应该做更大的事。“文革”的炼狱,使他获得了浴火重生的机会。“文革”以后的他,不再在时代话语的缝隙中捕捉人性,而是反过来,以人性的标准来拷问时代了。
对于一个电影艺术家来说,“成熟”在六十岁,确实是晚了一点。但是,到了六十岁还有勇气“成熟”,这正是二三十年前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的良知凸现。也有不少人一直表白自己“成熟”得很早,不仅早过谢晋,而且几乎没有不成熟的阶段。这也可能吧,但全国民众都未曾看到。谢晋是永远让大家看到的,因此大家与他相陪相伴地不成熟,然后一起成熟。
这让我想起云南丽江雪山上的一种桃子,由于气温太低,成熟期拖得特别长,因此收获时的果实也特别大,大到让人欢呼。
“成熟”后的谢晋让全国观众眼睛一亮。他成了万人瞩目的思想者,每天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寻找着既符合自己切身感受又必然能感染民众的描写,然后思考着如何用镜头震撼全民族的心灵。没有他,那些文学描写只在一角流传；有了他,一座座通向亿万观众的桥梁搭了起来。
于是,由于他,整个民族进入了一个艰难而美丽的苏醒过程,就像罗丹雕塑《青铜时代》传达的那种象征气氛。
那些年的谢晋,大作品一部接着一部,部部深入人心,真可谓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云蒸霞蔚。
就在这时,他礼贤下士,竟然破例聘请了一个艺术顾问,那就是比他小二十多岁的我。他与我的父亲同龄,我又与他的女儿同龄。这种辈分错乱的礼聘,只能是他,也只能在上海。
那时节,连萧伯纳的嫡传弟子黄佐临先生也在与我们一起玩布莱希特、贫困戏剧、环境戏剧,他应该是我祖父一辈。而我的学生们,也已成果累累。上世纪八十年代“四世同堂”的上海文化,实在让人难以忘怀。而在这“四世同堂”的热闹中,成果最为显赫的,还是谢晋。他让上海,维持了一段为时不短的文化骄傲。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谢晋最大的成果在于用自己的生命接通了中国电影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曲折逻辑。不管是幼稚、青涩、豪情,还是深思、严峻、浩叹,他全都经历了,摸索了,梳理了。
他不是散落在岸边的一片美景,而是一条完整的大河,使沿途所有的景色都可依着他而定位。他是一脉彩色的光缆,为很多并不彩色的历史过程提供了审美可能。
我想,当代中国的电影艺术家即便取得再高的国际成就,也不能轻忽谢晋这个名字,因为进入今天这个制高点的那条崎岖山路,是他跌跌绊绊走下来的。当代艺术家的长辈,都从他那里汲取过美,并构成遗传。在这个意义上,谢晋不朽。
四
谢晋那些最重要的作品,上映前都麻烦重重。如果说,“文革”前的审查总是指责他“爱情太多,女性话题太多,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太多”,那么,“文革”后的审查者已经宽容爱情和女性了,主要是指责他“揭露革命事业中的黑暗太多”。
有趣的是,有的审查者一旦投身创作,立场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认识两位职业审查者,年老退休后常常被一些电视剧聘为顾问,参与构思。作品拍出来后,交给他们当年退休时物色的徒弟们审查,他们才发现,这些徒弟太不像话了。他们愤怒地说:“文化领域那么多诽谤、伪造、低劣都不审查,却总是盯着一些好作品不依不饶!”后来他们扪心自问,才明白自己大半辈子也在这么做。
巴金百年
一
巴金的目光省察着百年。
百年的目光也省察着巴金。
巴金的目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留下的最温和的目光。在最不需要温和的中国现代,这里所说的“最温和”,长期被看成是一种落后存在。
巴金在本质上不是革命者,尽管他年轻时曾着迷过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革。从长远看,他不可能像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茅盾、丁玲他们那样以文化人的身份在革命队列中冲锋陷阵。他也会充满热情地关注他们,并在一定程度上追随他们,但他的思想本质,却是人道主义。
巴金也不是鲁迅。他不会对历史和时代作出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批判,也不会用“匕首和投枪”进攻自己认为的敌人。他不作惊世之断,不吐警策之语,也不发荒原呐喊,永远只会用不高的音调倾诉诚恳的内心。
巴金又不是胡适、林语堂、徐志摩、钱钟书这样的“西派作家”。他对世界文化潮流并不陌生,但从未领受过中国现代崇洋心理的仰望,从未沾染过丝毫哪怕是变了样的“文化贵族”色彩,基本上只作为一种朴实的本土存在。
上述这几方面与巴金不同的文化人,都很优秀,可惜他们的作品都不容易通过阅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有效普及。当时真正流行的,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武侠小说、黑幕小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以为,当时鲁迅的作品应该已经很流行。其实不是,只要查一查发行量就知道了。在文盲率极高的时代,比例很小的“能阅读群体”中的多数,也只是“粗通文墨”而已,能从什么地方捡到几本言情小说、武侠小说读读,已经非常“文化”。今天的研究者们所说的“深刻”与否,与那个时候的实际接受状态关系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巴金就显得很重要。
巴金成功地在“深刻”和“普及”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求新生、倡自由、争人道的思想启蒙,通过家庭纠纷和命运挣扎,变成了流行。流行了,又不媚俗,不降低,在精神上变成了一种能让当时很多年轻人“够得着”的正义,这就不容易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共同的遗憾,那就是,很多长寿的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重量延续到中年之后,他们的光亮仅仅集中在青年时代。尤其在二十世纪中期的一场社会大变革之后,他们中有的人卷入到地位很高却又徒有虚名的行政事务之中,有的人则因为找不到自己与时代的对话方式而选择了沉默。巴金在文学界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完全出人意料,巴金,也仅仅是巴金,在他人生的中点上,又创造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新光亮。他,拥有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一个看似普通的发言,改变了他整个后半生,直到今天。
就在这个重大转折的一年之后,我见到了他。
因此,我的这篇文章,接下来就要换一种写法了。
二
我是十七岁那年见到巴金的。他的女儿李小林与我是同班同学,我们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带着我和别的人,到他们家里去。
那天巴金显得高兴而轻松,当时他已经五十九岁,第一次亲自在家里接待女儿进大学后的老师和同学。以前当然也会有小学、中学的老师和同学来访,大概都是他的妻子肖珊招呼了。
武康路一一三号,一个舒适的庭院,被深秋的草树掩映着,很安静。大门朝西,门里挂着一个不小的信箱,门上开了一条窄窄的信箱口。二十几年之后,我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书籍的每一篇稿子,都将通过这个信箱出现在海内外读者面前。那天下午当然毫无这种预感,我只在离开时用手指弹了一下信箱,看是铁皮的,还是木头的。
巴金、肖珊夫妇客气地送我们到大门口。他们的笑容,在夕阳的映照下让人难忘。
我们走出一程,那门才悄悄关上。盛钟健老师随即对我说:“这么和蔼可亲的人,该说话的时候还很勇敢。去年在上海文代会上的一个发言,直到今天还受到非难。”
“什么发言?”我问。
“你可以到图书馆找来读一读。”盛老师说。
当天晚上我就在图书馆阅览室里找到了这个发言。
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
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寄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据老人们回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与会者,听巴金讲这段话的时候都立即肃静,想举手鼓掌,却又把手掌抬起来,捂住了嘴。只有少数几个大胆而贴心的朋友,在休息时暗暗给巴金竖大拇指,但很快就把大拇指放下了。
为什么会这样?从具体原因看,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人都从巴金的发言中立即想到了“大批判棍子”姚文元,又知道他的后面是张春桥,张的后面是上海的市委书记柯庆施。这条线,巴金应该是知道的,所以他很勇敢。
(节选自《何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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