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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0月15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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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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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辰生坐在家中狭小的书房内。 |  | ▼等待了66年,这部目录终于公开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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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任鹏
9月15日,一部并不起眼的书籍——《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首发。目录里的内容很专业,很枯燥,但却让人触目惊心。因为该目录收录了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劫夺的各种中国文物,一共15245件。
而公开出版这部目录,谢辰生等了66年,一直到92岁,才看到这部他在26岁时编纂的处女作。
虽然等了66年,但目录所承载的现实意义,并不逊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
这部书,66年命运沉浮,其间几乎散失殆尽,且因冷落而蒙尘,但幸运的是,总会有人出面,以不同形式使其新生存世。
唯一在世的编纂者谢辰生和几位老专家,把这称作“抢救”。
66年后的新生
9月15日,92岁的谢辰生参加了一场简单的出版座谈会。这个由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主持的座谈会规模并不大,仅有文物、历史、出版界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
座谈会也是首发会。《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一书,在编纂成册又搁置66年之后,以首次正式出版的形式,得以新生。
这是一部由中国学者编成的甲午战争之后我国流入日本且有准确依据、确切下落的文物目录。遗憾的是,目录被冷落而蒙尘的时间,超过了唯一健在的编纂者谢辰生三分之二的人生岁月。
谢辰生的家,在北京北三环以里的一处老式小区。像诸多老派学者一样,一间局促、破旧的书房里,随意堆积着各类或新或旧的书籍。
10月2日的午后,那部目录,就静静地放在一摞旧书上面,厚厚的三大册,隐藏在从窗户照进屋内的阳光后面。
从1895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抗战结束,日本从中国劫掠了多少件文物,每一件文物是什么样子,这部目录都能够给出一部分答案。
在汇集的15245件文物里,几乎可以找到中国文物的所有类型,从甲骨、石器、铜器,到陶瓷、古玉、书画、古籍等等。其中的大部分,仅仅标注了文物的名称、尺寸规格、藏处以及所依据图谱的书名简称。
即便每一件文物仅有如此简单、稀少的文字记载,1423个页码里,也密密麻麻地写满了180万字。
15245件,这个数字远不是日本劫掠的全部中国文物的精确数字。
“里面记载的仅仅是一小部分,那些被日本劫走的未知文物浩如烟海,一一罗列似乎不太可能。”谢辰生还有两个身份,原国家文物局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
如此重要的一套目录,首发之后并没有激起太多的波澜。它对于很多人的陌生程度,就像是里面诸多文物名称中出现的极生僻、晦涩的读不出的汉字一样。
但这并不妨碍研究界对目录出版惊喜而看重的目光。
参加座谈会的专家们,把目录的出版看作文物研究里的大事,研究价值之外,更有现实意义所在。
在谢辰生的理解中,这可以看作日本侵华的一项罪证,更是中国追讨流失文物的依据。尽管中国追讨海外流失文物之路走得并不顺畅,几十年来,15245件文物中的任何一件,从未被追回过。
“但我们现在有这么个目录立此存照,有个证据,对于提醒对日本的理解认识,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100部油印本
开始编纂这套目录是在1946年,那一年,毕业不久的谢辰生,在著名的文史学家、学者郑振铎身边担任业务秘书。
谢辰生仍清楚地记得66年前的每一个人、每一件细微小事。当时主编是京沪区代表徐森玉,长期致力于古典文献学、版本学和目录学研究的顾廷龙负责实施,承担具体编纂任务的则是谢辰生和另外两个人。
“抗战胜利后,为了向日本追讨被劫夺的珍稀文物,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京沪区办事处负责组织编制这套目录。”
15245件文物目录的180万字,均来自多方收集的122种日本公、私博物馆所藏中国文物图谱和目录,以及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
在那个年代,180万字都是手写的,首先要誊写一份手稿,校正无误,再照着手稿抄写。一份复写纸只能写4份,最终编辑成册的9本目录,编纂者们抄录了三遍,写下540万字,用了9个月的时间。
“几百万字都是一笔一笔地写下来,当时我们三个都是年轻人,也不是什么专家。干这种活很没劲,因为要手写,很别扭,又枯燥,另外两个人中间离开了,最后就我一个人做这件事情。”
这部目录是谢辰生的处女作,也让他从此走进文物界的大门。编纂成册后,顾廷龙留下了两份,其余7份交给了国民政府。
尽管有依据,当时的政府却并未追回任何一件文物。
被遗忘很多年后,有人再一次和谢辰生谈起这部目录时,已经是35年后的1981年了。
这一年,他接到了顾廷龙的一封信。信里面,顾廷龙有着很深的焦虑。
顾廷龙告诉谢辰生,当年用复写纸复写的这部目录,存放了35年后,字迹开始变得黯淡。他担心再这么下去,目录将不成样子。
“他很痛心,又着急,这么珍贵的资料,该如何保存下去?是否可以油印成册?”
痛惜、忧心中,谢辰生找到了国家文物局。当时的局长任志斌很重视,立刻批准油印100部,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全部完成。
谢辰生回忆说,当时为了很好地保存,目录油印后,文物局非常正式地分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图书馆和有文博专业的大学。
谢辰生还特意请启功先生为之题签。“发过去的时候,很明确地告诉他们,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料,一定要好好珍藏。”
谢辰生非常看重1981年的这次油印工作,1998年去世的顾廷龙同样如此。谢辰生甚至用“抢救”这个词来形容这部目录的油印。
如果不是中西书局常务副总编辑徐忠良为了正式出版这部目录而找到谢辰生,这位92岁的老人还会像过去30年里想象的那样,以为油印的目录一直静静躺在各省的博物馆、图书馆里,被完好保存着。
至少自己内心
会有一种安宁
徐忠良是在出版一套《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书籍后,开始关注中国流失到日本的文物的。他了解到,谢辰生早年曾编纂过这样一套目录,便登门拜访,希望了解一些信息。
“听说这套目录编纂成册66年来还没有出版过,作为一个编辑出身的人,我觉得很惊讶。”去年6月,徐忠良征得谢辰生同意后,决定正式出版这一部目录。出版方案里设定,影印出版,保留目录的原样和风格。
作为一种很自然的反应,谢辰生让徐忠良去几个省份的博物馆或图书馆找找1981年的油印本,作为这次正式出版的样本。他相信,这些油印本一直存在。
但对徐忠良来说,寻找这些油印本,却是出版准备工作中最难的事。因为,这些油印本散失了。
“谢老之前还不知道,以为很好找,他说,只要是大的博物馆、图书馆里都会有。结果我们找了很多省份的二三十家博物馆和图书馆,都没有查到1981年的油印本。”徐忠良最初觉得,只要在这100部里面找到一部就足够了。
这一家没有,他和同事们马上就找下一家,但还是没有。
寻访了三个月,徐忠良一无所获。当初被当作重要资料送到各家博物馆、图书馆的目录,几乎散失殆尽。
其间,徐忠良曾遇到一位从日本讲学归来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告诉徐忠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大书库里,就摆放着这部中国国家文物局1981年油印本目录。这更让徐忠良内心五味杂陈,唏嘘不已。
他只好又去找谢辰生。
听到这一情况,谢辰生叹了口气,忍不住骂了出来。
“100部目录几乎都散失了,现在的人真够呛,脑子里根本没有典籍保护的意识。当时明明说这是很重要的资料,他们根本不是干这个事的。”10月2日,谢辰生仍然以愤怒表达对这个话题的态度。
92岁的他思维敏捷,活动自如,听力正常。只是,作为一位老派的学问研究者,对当下的治学与研究风气,他常常不满,充满了不适感。
听说很多书局把老档案当成废纸卖了,谢辰生又愤怒起来,他的话题又谈到如今诸多做学问的人除了钱以外,什么都不认。然后话题一转,谢辰生说起国内多个城市计划花数百亿元建设仿古城,这个老头抛出一句:纯粹无知的领导才干这些事。
“反正现在一切都奇奇怪怪的,这30年我反感透了。”
徐忠良只好安慰谢辰生,给他分析目录之所以散失,可能是因为油印本不是正式的出版物,入馆时没有正式登记,导致馆藏记录里没有。
谢辰生继续寻找,三个月的时间,这本在博物馆、图书馆几乎绝迹的目录,最终在1981年负责油印的于秀华家里找到了仅存的一部。
这是于秀华的家藏本,仍然完整地保留着。
从谢辰生手里接过1981年的油印本,徐忠良感觉,自己的内心是颤抖的。
“这么重要的一本书搁浅66年没有出版,记载的15000多件文物,每一件都是国宝级的,却被日本人抢走,让人感觉到很痛心,但我很幸运,可以让它重生。”
这部目录真的很专业,受众很窄,徐忠良也明白,普通人是不会花980元钱去买这么一套书的。所以第一版只印了1000册。
“现在出版这样的书籍,肯定是要赔钱的。”
但研究古典文献出身的徐忠良也觉得,目录真的出版了,就朝追寻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细节前进了一步。至少自己内心,会有一种安宁感。
让谢辰生稍感安慰的是,座谈会召开前5天,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找到了顾廷龙存放在上海图书馆的1946年的原本,上面的字迹已经变得很淡。
在故宫举行的那次座谈会上,一位老专家把这次正式出版,看作第二次抢救。
“以后,自然是不需要再抢救目录了,如果说还需要抢救的话,那就是去外面看看这些文物还在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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