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羽
41岁的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苗卫芳毕业后,因找不到理想的“铁饭碗”工作回家种地,成为村民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苗父一气之下服毒自杀,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10月17日《河北青年报》)
这是一则引人关注的新闻,新闻中的诸多要素都有可以开掘的空间。有人会从中看到教育的失败,有人会从中看到阶层的固化,也有人会从中看到城乡的差距。可很多时候,新闻是小概率事件。以苗卫芳为例,他身上有太多特殊的点。比如,他是在高中辍学之后通过自考逐渐考上研究生的。再比如,他在研究生阶段所学的专业是近代史,可能对应不了较为热门的职位。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其年龄,当40岁已经来临时,求职无疑是一件尴尬的事情,通常的结果只能是“高不成低不就”。
当这些综合的因素作用在一个人身上时,个人的悲剧也就产生了。而如果没有注意到个体的特殊性,仅仅从其身上的某个点出发便“微言大义”,认为社会存在严重问题,则有可能解读过度。事实上,在苗卫芳身上,只要某一方面的因素稍微变一下,其个人的际遇可能就会改变。可遗憾的是,众多的因素加于这个个体的身上,使他成为了舆论的一个载体,成为了公众抒发各自诉求的一个通道。
对于这样的个体到底需要怎样的围观?一方面,当然需要看到个体背后的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一种个体的视角,比如,应看到问题背后的个体成因、个体能动性。只有以个体的视角关注研究生回家种地,才不至于将个体的命运淹没在公共的泛化表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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