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永夏
最近,中央电视台搞了一个“关于幸福”的调查,记者们拿着话筒,见人就问:“你幸福吗?”对这种宣传方式,我不想多说什么,但它却引起了我对幸福的回忆与思考。
幸福是一种人的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不同人对幸福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也会有不同的幸福观。
我出生在建国以前,上小学和初中时,共和国还比较年轻。那时国家蒸蒸日上,百废待兴。虽然比较贫穷,但我仍感到生在新中国最幸福。这与其说源于生活现状,不如说来自宣传教育。当时我们只知道跟旧社会比,“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人民当牛做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跟外国比,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穷得住“贫民窟”,等待我们去解放他们。做这样的“强国之民”,如何能不幸福?在这种大幸福观的指导下,我也产生了自己的小幸福观。记得我小学升初中的作文题是《我的志愿》,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了愿当一名边防战士。我把拿起冲锋枪、保卫自己的祖国,看做无上光荣,无上幸福!
我上高中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那时住在学校,连饭都吃不饱。我们经常吃的是难以下咽的干菜团子,馒头见不到,窝窝头、地瓜干也成了稀缺的美食。每天下了晚自习躺进凉被窝里,肚子都饿得咕咕叫。有一天中午,我实在饿极了,就来了个“寅吃卯粮”,把两顿饭合在一起吃,足足吃了8两煮地瓜干,顿感香甜果腹,舒服无比。当时我真切地感到,将来有朝一日,能吃饱地瓜干就很幸福了!尽管我也知道大鱼大肉更好吃,但总觉得那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而吃地瓜干的幸福感最为现实,它几乎使我忘记了一切美味。至今,这一想法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难以磨灭。
读大学时,我读的是师范院校,学校培养的目标是中学教师。但当时我却有点“离经叛道”,总感到将来当一个作家会很幸福。于是我便把当作家当做自己的奋斗目标。上世纪80年代,当我进入出版部门工作,“当作家”的愿望部分实现时,我又有点失望了。我觉得当一个名不副实的作家没多少幸福可言,不但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会感到苦恼,得到的那点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也不足以养家糊口。于是,我转而把主要精力用到本职的编辑工作上。这时我想,干好本职工作,事业有成,生活充实,就是最大的幸福。果然,当我编辑的书一本本推向社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时,尤其当编辑工作取得成绩受到嘉奖时,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我深感投身出版事业是我的最佳选择,它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幸福!
本世纪初,我从工作了三十多年的编辑岗位上退休后,生活和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的幸福观也随之改变。我把健康、快乐当做自己追求的幸福目标,而幸福也时时与我相伴。
我所说的健康,既包括身体的,也包括精神的。我每天坚持登山,锻炼兼喂养山上的流浪猫,既健身,又健心。几年下来,百病不生,身体非常好。
我的快乐生活,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干自己喜欢干的事,主要是读书写作。退休后,我已出版了《片羽寸心》、《趵突泉诗话》、《泉文化——济南》、《山东民俗琐话》等多部著作,这使我生活得既充实,又愉快。二是干慈善的事,把关爱动物当做自己的生活常态,让小爱带来大快乐。这一点,很多人都不理解,有的甚至嗤之以鼻。对此,林清玄先生替我做了回答。他在《在微细的爱里》一文中说:“不能进入微细的爱里的人,不只是粗鄙,他也一定不能品味比较高层次的心灵之爱,他只能过着平凡单调的日子,而无法在生命中找到一些非凡之美。”“我们如果光是对人有情爱,有关怀,不知道日落月升也有呼吸,不知道虫蚁鸟兽也有欢歌与哀伤,不知道云里风里也有远方的消息,不知道路边走过的每一只狗都有乞求或怒怨的眼神,甚至不知道无声里也有千言万语……那么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圆满的人。”林先生的闪光哲理,正是我的切身体会!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一则小故事:有一天,古希腊杰出的政治家梭伦来到吕底亚王国,国王克洛伊索斯向他展示了一大堆金银财宝后,不无夸耀地说道:“梭伦,我知道你作为哲学家的声名,也知道你游历天下见多识广,你能告诉我,你所遇见的最幸福的人是谁吗?”梭伦回答说:“国王啊,我们雅典人的幸福和你们所说的幸福是不一样的。你们认为占有很多东西、享受很多快乐是幸福,而对于我们来说,幸福却意味着高贵地生活、高贵地行动、高贵地死去。”是的,一个人,不管选择了怎样的幸福观,只要能高贵地生活、高贵地行动、高贵地死去,那就是获得了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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