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
中国文化的特性是中庸之道。
文化到底是什么?
文化确实很难捉摸。因此,我们的传媒在讲述文化的时候,也只是说它有可能发挥的效果,如“凝聚力”、“软实力”、“精神家园”等等,都是比喻,至于文化本身是什么,还是没说明白。近来又有不少地方把文化等同于“创意产业”,这又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因为文化中那些最经典、最高尚的部位,早就在千百年前完成“创意”,更难以变成“产业”。
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文化,既不能大到无限广阔,又不能小到一些特殊的部门和职业,那它究竟是什么呢?看来,还要想办法给它一个定义。我的定义可能是全世界最简短的——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文化是一种时间的“积累”,但也有责任通过“引导”而移风易俗。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渐渐积淀成一种“集体人格”。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文化的最终目标
我们已经从定义上说明文化是什么,但还没有指出它的最终目标。不管是精神价值、生活方式,还是集体人格,总会有一个正面、积极、公认的终极指向吧?它究竟是什么呢?
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
爱和善良超越一切,又能把一切激活。没有爱和善良,即便是勇敢的理想,也是可怕的；即便是巨大的成功,也是自私的。相反,如果以爱和善良为目标,那么,文化的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全都会因为这个隐藏的光源,而晶莹剔透。
中国文化的特性
把君子作为人格理想,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历来中国人只要稍有文化就能随口说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结果,两千多年说下来,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界限。
“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在本性上不信任一切极端化的诱惑。“中庸之道”认为,极端化的言词虽然听起来痛快、爽利,却一定害人害己。因此,必须警惕痛快和爽利,而去寻求合适和恰当；必须放弃僵硬和狭窄,而去寻求弹性和宽容。
“中庸之道”是一种整体思维方式。它反对切割,而提倡整合；它希望清晰,却又容忍混沌；它要求结果,却也承认过程；它知道是非,却又肯定转化……它认为,互补、互动、互易的整体,是世界的真相,而极端化思维则是虚假思维。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几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和消亡的幸存者,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秘密就是“中庸之道”。
中国文化的弊病
中国文化的第一个弱项,是疏于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作为一个社会学命题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重新阐释的,却是欧洲文化自古至今的一大亮点。中国文化对此一直比较黯然,历来总是强调,上对得起社稷朝廷,下对得起家庭亲情,所谓“忠孝两全”。但是,有了忠、孝,就“全”了吗?不。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盲区。
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弱项,是疏于实证意识。
已故的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教授说,中国历史最大的弊端是“缺少数字化管理”。实证意识的缺乏,也就是科学意识的缺乏。
中国文化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
中国文化的第三个弱项,是疏于法制观念。
中国至今最流行的文学,仍然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在艺术手法上颇多佳笔,但在文化观念上却一定在颂扬“法外英雄”。这种英雄国外也有过,如鲁宾汉、佐罗,但文化地位远没有在中国文化中那么高。在中国文化中,“好汉”总是在挑战法律,“江湖”总是要远离法律,“良民”总是在拦轿告状,“清官”总是在法外演仁。这类“总是”还可以不断列举下去,说明中国历来的民间灵魂大多栖息在法制之外,或者飘零在边缘地带。
近三十年的进步
第一,由于三十年来“注重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成功实践,比较充分地普及了“民生文化”。
这种民生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思维主轴,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重点,与以前没完没了的斗争哲学划出了时代性的界限。以这种民生文化为坐标,过去流行的“宫廷兴亡史观”也在渐渐被“全民生态史观”所替代。目前,这种民生文化正在向更公平的分配制度、更健全的服务体系、更良好的生态环境推进。
第二,由于改革开放,文化视野开拓,比较有效地普及了“多元文化”。
所谓多元文化,其实也是包容文化、差异文化、对峙文化。绝大多数中国人比以前更能容忍和欣赏许多异己的艺术形态,新生的一代更愿意把创造的前沿放在熟悉和陌生之间。这对于长期处于“大一统”传统之下的中国文化而言,实在是一大进步。
第三,由于一次次全民救灾的行动,在中国史无前例地普及了“生命文化”。
全中国上上下下从心底呼喊出“生命第一”的声音,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文化转型。有了“生命第一”的观念,人性、人道的命题都可以一一确立,大爱、大善的行为也可以进一步发扬,直逼我在前面所说的文化的最终目标。显然,这是中国文化从精神上站立起来的最重要标志。 (摘自余秋雨《何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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