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疑似精神障碍流浪者回家遇三大难题 |
| 最难是把他们变回“社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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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1月02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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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日,济南市救助站,不少寻亲者送来寻人启事,希望能找到走失的亲人。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摄 |  | |  | |  | |  | |  | |  | |  | 女,无名。 |  | 女,焦海香。 |  | 男,何乃传。 |  | 男,无名。 |  | 女,刘秀新。 |  | 男,无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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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际上,滞留救助站的“特殊”流浪者们,除了因为说不出个人信息不能回家外,民政部门难以调取户籍信息、流浪者家人拒收、户籍地政府不愿接纳等都成为他们回家面临的难题。
难点1: 亲人拒收 明明有家却难回
“其实很多流浪者的‘家’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把他们送回去,他们的家人却不要。”济南市救助站业务科科长石国华,10月31日刚刚将本报报道过的走失老人赵秀山送到北京,而且顺利地找到了他的家人,但遗憾的是,家人并不愿意再接收老人回家。石国华只能将老人安置在北京市的救助站。
“老人的家人问我们还管不管,我说,我们会负责到底。”石国华说,每次遇到这样的询问,他都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今年,救助站有一位70多岁的刘姓疑似精神障碍流浪老人在救助站离世,至死他也没有等到家人接他的那一天。此前因为涉及回村以后的安置、土地分配以及宅基地的使用问题,老人的家人拒绝接收,村里也没有接收供养的意愿。
“本来今年当地政府打算解决这个老人的问题,可惜老人没等到这一天。”石国华遗憾地说。记者了解到,由于个人曾在家庭中发生过不愉快,或者家人因为嫌弃这样的“亲人”而拒绝接收的现象最近几年不在少数,这也成为一些流浪者滞留救助站的重要原因。
难点2 信息难查,部门协调耗时多
户籍制度这个我国比较完备的公民个人信息网,在全国公安部门联网之后,本可成为为“特殊”流浪者寻找家园的利器。从疑似精神患者口中的地址、姓氏,将整个地区这一姓氏的人员横向比对,很容易找到线索。
“但民政部门没有查阅权,而让外地公安机关配合寻找,难度很大。”工作人员刘子阳说,每找一个流浪者的线索都非常困难,有时一个电话打到外地公安机关,往往回复是发公函、发传真,逐级汇报,等消息……“好像我们是在求人办事”。
实际上,即使是完备的户籍信息库,有时也无法帮助这些人找回家。刘子阳说,在国外,每一个婴儿出生都会采集血液,等到任何一个人走失,或被找到,只要采集血样,输入电脑进行比对,就可以立刻找到这个人的全部信息。而我国还没有如此完备的信息系统。
难点3 利益纠葛,户籍地不愿增负担
“给流浪者找家只是完成了一个任务,他们的家的含义应是一个妥善的安置。”石国华说。
他说,我国的救助制度、送医制度、最低工资制度、五保户、低保户等制度筑起了社会最低的生存防线,而要让这些流浪者真正有所依靠,就需要把他们从流浪者变回社会的人,回归到社会保障中。
但现实并非这么简单,第一个问题便是恢复户籍。“一个闯关东的老汉,在东北打工一辈子,老了回山东老家,当地却没有他的户籍了。”刘子阳说,这叫“空挂户口”,让靠户籍寻亲的救助部门十分为难。另外,对接收地政府,这也增加了最低保障支出,“所以我们把人送过去,当地政府也不乐意。”
石国华说,把他们送回老家后,他们是过得衣食无忧,还是被家人和村里送进精神病院,他仍然很担心。
□专家观点 政府救助需 民间慈善配套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对于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和智力障碍流浪者,在家庭、社会与政府救助之间,很难说哪一个对他们是更好的归宿。流浪者回家不能仅是回到一个小的家庭,而是更需要社会对他们的“集体”照顾。
“救助精神障碍和智力障碍的流浪人士,这一定是政府的责任,但是任何救助制度都不会完备,这些群体需要更专门的关注。”原民政部慈善促进司司长,中国壹基金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光有救助中心远远不够,即使美欧等发达国家,救助这类人群也不是完全依靠政府,发达的救助制度一定要有政府,还要有民间的慈善力量配套。
王振耀说,国外有更人性、周全、细腻和多样的专业慈善组织。小到捐被子、衣服、牙刷、甚至卫生纸,大到捐房子,都有慈善组织进行单项捐赠,而且他们也有专门针对精神和智障患者的施善举措,我们应该在国内鼓励这样更专业化的慈善组织,为流浪患者提供适当的救助。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完全依靠他个人的意愿来进行救助是不行的,他不会认为自己有病,更不会住院,这种情况,社会应该给与适当的强制。
但他也强调,应该给与一部分没有危害社会行为,而且自己能够独立生存的精神障碍和智力障碍的流浪者一定的“乞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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