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精神慰藉”
南怀瑾亲自敲定了这里的一草一木,历经7年土木后,太湖大学堂于2006年建成。
在吴江市教育局的备案中,太湖大学堂只是吴江市属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但却与众多著名学府渊源颇深。正门右侧牌子上一长串合作单位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化学院等,彰显学堂气势不凡。
2006年7月1日,89岁的南怀瑾在大学堂首次开讲,一连七日,内容是禅修与生命科学。据说,听课名单上原本只有十几人,最终来了80人。
这个一般人难以叩开大门的神秘学堂,因有南怀瑾,吸引了一批政商人士,其中不乏身份显赫者:《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国家银监会副主席郭立根。走进大学堂的亦不乏知名学者,既有南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也有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南怀瑾的形象仙风道骨,气质不凡,“让人一见而产生崇敬”。这些饱受现实困扰的政商界人士,都想从南怀瑾那里“寻找精神的慰藉”。
吴江市老领导于孟达多次走进南怀瑾的课堂,听众有企业家、官员,也有大学校长,由于南怀瑾的乐清口音重,于孟达并不能完全听懂,借助南怀瑾弟子的板书才能领会大致意思。
一次讲中国文化,南怀瑾旁征博引,语气坚定地说要继承中华文化,曾旅居美国3年的他断言:“和中华文化相比,西方文化差距大了!”
让于孟达印象深刻的是,南怀瑾“见什么人讲什么话,什么问题都能回答”,但讲的内容又很独特。比如,他不会跟企业家讲怎么办好工厂,而是从做人的角度谈,“很有深度,让人听了豁然开朗”。
如南怀瑾弟子所言,来找南怀瑾的人大多带着心结。不时陪领导来拜访南怀瑾的汝留根,也在为官、做人、做事上多次受到他的指点。南怀瑾指点汝留根的方式很特别,不直说,而以手书墨宝相赠,“不顺时他会鼓励,顺利时他会泼冷水,特别是教导我做人要低调。”汝留根对本报记者说。
被当成“活神仙”的
“三陪老人”
七都镇党委书记查旭东说,自2006年定居大学堂,南怀瑾6年来公开授课50余次,听者无数,但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
今年6月,获邀采访大学堂毕业典礼的台湾媒体记录了南怀瑾三次公开出现的场合,“记者只允许遥听、遥望南怀瑾的言行,不准近身采访或摄影,连拍照都是数度沟通,答应不使用闪光灯才放行。”有读者据此评论,“南老都快与世隔绝了!”
每晚6点的晚餐时间,南怀瑾准时出现在餐厅。用餐时,身旁坐着两岸三地的求见者,这些三教九流的人,来前先要预约,并经过南怀瑾身边工作人员把关方可,即使南怀瑾的儿子,也不是随便可以见到父亲的。
据上述媒体介绍,大学堂餐厅设两圆桌,每桌可坐十来人,南怀瑾主桌都是求见的企业老板或学者,另一桌则是弟子与媒体。当晚和南怀瑾同桌的人,有求发展的台湾药商,也有周瑞金。“除了谈论时下政局,企业家则多和南怀瑾分享产品,希望通过他的协助在大陆打开市场。”
饭桌上,南怀瑾一如往常闲适地抽着烟,喝着永远不变的两碗番薯稀饭。
尽管每天只吃一顿饭,但显然他吃得并不顺畅。来客会抓住机会问各种问题,问神通、问官运、问财路、问婚姻、问长寿,把他当成了“活神仙”。
南怀瑾尽可能给人欢喜,不厌其烦回答各种问题。他笑脸迎客,“陪吃饭,陪聊天,陪照相”。临了,还将客人一一送到门口。弟子的回忆中,站在门口的南怀瑾,“眼神满是不舍”。
没人知道他是否真的愿意变成“三陪老人”,他确有对此流露无奈,“见许多不想见的人,听许多不想听的故事,讲许多不想讲的话,做许多不想做的事情。”
四十多岁了,
你还不回来学习?财迷一个!
南怀瑾的年龄越来越大,想见他的人越来越多。
查旭东感觉到了南怀瑾的无奈。他定居吴江七都小镇,就是因为拜访者太多,必须去一个相对僻静又距离大城市不太远的地方。
可他没能如愿,同此前寓居香港时一样,大学堂的食堂成了“人民公社”,来者可“随便吃”。
“人民公社”门庭若市背后,他的“半个学生”练性乾却读出了老师的寂寞。练性乾在《我读南怀瑾》一书中提到,在香港时,南怀瑾餐桌便高朋满座,但能够和他真正对谈的朋友很少,“没有人达到他的境界,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理解他的一片苦心。”
于孟达的印象中,“南怀瑾饭桌”上,总是南怀瑾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讲话,“90%以上的时间都是他在说。”
看上去,这个博古通今的老人教化政商名流游刃有余。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雷泉,20年前率先在大陆引进南怀瑾著作。他记得,引入南怀瑾的第一本书《论语别裁》出版后,很多高层领导争相购买。
当计划引进南怀瑾第二部著作时,王雷泉倾向南的早年著作《禅海蠡测》,但出版社最后相中《历史的经验》,说这本书好卖。“这本书主要是介绍权谋之术、经世致用之学的,广受追捧。”王雷泉说。
用现代话讲,这本书是讲领导的哲学与艺术的。那个时候,二月河著的《雍正王朝》正风靡一时。
王雷泉说,南怀瑾曾自比隋朝王通,虽没能成为国师,却寄望通过自己的教化,培养一批类似房玄龄、魏征这样的名臣。这样看来,他虽然被戴上“国学大师”的帽子,但讲的却不是于丹这样的国学版“心灵鸡汤”。
只是,南怀瑾对来客能听进去多少并不乐观,他以“白头宫女”自喻,虽闲话古今,也只“徒添许多啰嗦而已”。
在海航董事长陈峰组织的讲演上,被陈峰一口一个称为“国学大师”的南怀瑾刚开讲,便忙卸掉大师高帽,直言此生“一无所长,一无是处”。南怀瑾对这位有几分“江湖混混”气的学生颇为喜欢,但也不忘敲打两句。当着台下120多名海航高层,南怀瑾提醒一边口中念佛,抓起电话却骂人的陈峰,修行功夫“还没有入门”。
这位老人有时也会流露出急切。他多次劝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要放下”、“赶紧来学习”,这个族谱上比他小一辈的侄儿,每次都爽快应允,但总是绕不过公司事务。
2008年春节,南存辉去太湖学堂看望南怀瑾,南怀瑾很严肃地问:“你几岁了?”南存辉答:“1963年生。”南怀瑾追问:“你就说你几岁了?”“45岁了。”南怀瑾一声棒喝:“四十多岁了,你还不回来学习?财迷一个!”
为中国教育
做一个探索
此后,南怀瑾将重心转向儿童,2008年在大学堂创办“太湖国际实验学校”,首批招收30名孩子。
王雷泉分析,南怀瑾的这个转折,可看作他认为“教化政商人士已没用”。
他人生最后一件大事,瞄准为传统文化播撒种子。
在今年6月的太湖国际实验学校毕业典礼上,他重提理想。
“我实验什么?就是反对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教育方法。”南怀瑾挥动双手,语气缓慢地讲述自己的办学理念。
太湖边的这块“实验田”采取私塾式教育,南怀瑾参与了课程设置,除了文化课,还开设了武术、书法、陶艺等传统文化课程。
在汝留根看来,南怀瑾此举也是在回应他内心的焦虑。多年来,他几度谈及对中国教育的焦虑,“为了考试死记硬背,把人教得跟傻子一样。”
年过九旬的南怀瑾想改变这种局面,“能给中国教育做一个探索,回归教育本身。”
小学生早晨起床后,先练习半个小时武术。一位来自沈阳的家长透露,儿子在习武半年后,“明显感到个子在长高,饭量增大。”
这些年龄在3岁到12岁间的孩子早餐后开始读经,如同南怀瑾童年时学四书五经一样,不需要理解,只需像唱歌一样念。
每周五是户外学习,课程包括了学习扎营和野炊。学生组成的整齐队列不时穿过联强村。赵峰注意到,一次,学生们手提垃圾袋,在两名外教的带领下,一见到路边的垃圾就顺手捡起。
借助南怀瑾的影响力,一些社会精英也会给学生上课,邓亚萍在拜访南怀瑾时,顺便为学生讲拼搏精神,这位奥运冠军还和学堂的小朋友们打起了乒乓球。南怀瑾兴致勃勃观战,当第一个上场的小学生败下阵来时,南怀瑾鼓励道:“邓小姐是世界冠军,只要有胆子跟她打,最不济也是个世界亚军!”
把这四年经验带出去,
影响社会,就成功了
为让学生记住毕业的日子,南怀瑾将毕业典礼挑在端午节举办。大学堂虽没有考试,但29名学生中有28人考入国内外名校。
“你们现在毕业了,把这四年的教育经验带出去,带到初中、高中、大学,影响社会,就成功了。”临别赠言中,南怀瑾期待首批毕业生经过四年的学习,“学会怎样做一个完整的人、了不起的人。”
看到大学堂“教学成果”斐然,家长动员南怀瑾继续办初中,这位老人面露愠色,“你们不要期望一个九十几岁的人帮你们教育孩子,如果我现在三四十岁,我可能就有这个勇气。如果大学堂里我不在了,你们是否还会把孩子送来呢?”
临终前,南怀瑾叮嘱身边弟子,小朋友要照顾好,“学校要办好一点。”
阅尽世事的他,弥留之际,不希望自己最后的事业陷入人走茶凉的境地。
只是谁来继续呢?
吴江市教育局计划在年底前变更登记大学堂的法人代表,“谁来接替南老师还不知道。”吴江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对本报记者说。
他身后的遗产,近日已有明确处置方案。南怀瑾的子女已宣布,将属于他们的权益全部捐献,投向拟成立的“怀师文化基金会”,继续弘扬其精神与教化。
南怀瑾的30万册藏书,也一直在编号造册,这些藏书计划将为世人所用。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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