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
11月12日,家在湖北农村的张老汉,跑到南京看孙子,不料儿子从车站接到他后,在外面转悠,晚上带他去宾馆。张老汉觉得是儿子嫌他穷,怕带回家丢人,气得要连夜回老家。据了解,儿子是被全家合力供进大学,毕业后在南京成家立业。(11月14日《现代快报》)
“子嫌父贫,不让进家门”,这般情节,像是给家庭伦理剧贡献新题材。贫父不远千里来探子,却被“阔儿”嫌弃,被抛弃的悲凉感,让他失落又气急,甚至要连夜回家。至亲之人,都被拒家门外,悲哀难免充盈于人心。
斥责不义之举,可以理解,只是,比起汹涌的道德口水,审慎理性的话语更为重要。不问细节,只凭臆想,就抡起道德大棒,可能造成误伤,也无益于根本性的反思。
窥诸新闻,儿子不将父亲领进家门,的确不合常理。可说儿子无情,似有不妥:无论为父接风,还是带他下馆子,都可以窥见“亲情滋养”的影子。至于指控儿子无义的唯一证词,是张老汉的“觉得”。虽说它不乏解释力,可终究有些想当然——假如,是儿子确有苦衷呢?比如家中出了坏事,为让父亲少些担心,所以制造“善意的疏离”；抑或是,儿子在成家后,并无多少话语权,只能委曲求全。
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儿子不让贫父进家门,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情,我们不宜妄断。凭着“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区隔,就嫁接“子嫌父贫”的惯性判断,或许立错了道德靶子。真相未明,“求真”比贸然下定论靠谱得多。
“子嫌父贫”,或是假想的道德靶子,可它之所以激起一片义愤,也包含着人们对现代家庭建构和传统伦理之间内在紧张的困惑:在社会流动、家庭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孝道重拾,到底该如何避免“亲情隔阂”、“身份差距”的冲击,才是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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