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鲁霞
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化圈,对书信、日记的热衷是一种风尚。在托克维尔(1805-1859)的17卷文集中,书信竟占了一半以上。不足30万字的中文版《托克维尔书信集》只是其海量书信的精选,却值得钟爱托克维尔的饕餮之徒细细品味,因为从中可以读出一个更加真实和立体的托克维尔。
出身贵族世家的托克维尔,生活在法国由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这样一个激荡纷乱的历史时期。托克维尔的父亲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差点被送上断头台,幸因热月政变方死里逃生；其外曾祖父自告奋勇充当即将被断头的路易十六的辩护律师,因此自己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此般结局老贵族定已料到,为了心中所悬的普遍原则,他还是站了出来。
作为旧制度的获益者、新时代的受害者,“乡愁”萦怀的托克维尔对刚刚到来的民主社会不可能没有抵触,但他还是把这一社会转型看做历史的必然。毕竟在法国社会的阶梯上,贵族地位的下降、平民地位的上升历时已久,两者的平起平坐只是时间问题。托克维尔感受到这一浩荡趋势,认为转型及身份平等是“事所必致,天意使然”。
万事开头难。许多时候更难的是娜拉走后怎么办。法国大革命在象征性地拿下巴士底狱后,陷入的是近半个世纪的民主的乱局。平等之后自己钟情的祖国走向何方?这是让托克维尔困惑迷茫、痛苦焦灼的问题。环顾周遭世界,唯有美国安然转型且蓬勃向上。于是,托克维尔在1831年4月到了美国,一呆就是9个多月,目的就是学习借鉴先进经验、解决祖国怎么办的问题。
美国的经历让托克维尔兴奋不已。1835年和1840年分别出版的上、下两卷《论美国的民主》记录了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是“一篇”至今仍堪称经典的“学习考察报告”。此书的出版也给托克维尔带来了空前的声誉,1838年他出任法国众议院议员,1848年参与了第二共和国宪法制订,1849年出任外交部长。托克维尔坦言:“我的天性是积极的,而且应该承认,是雄心勃勃的。”
学习考察毕竟不是目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自家的问题。作为事后诸葛,现在看来,一度激动、乐观的托克维尔还是忽略了美国经验的可复制性,更不用说在做好结合文章上下工夫了。从托克维尔的书信中不难发现,自打回到法国后,似乎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如何学习嫁接美国经验,他就长期陷入了失望、痛苦、焦灼中不能自拔,在1840年8月致法国著名政治家科拉尔的信中,竟然绝望地发出“像我这样的人还有指望吗”的哀鸣。睿智的科拉尔的回信一语道破:“您所追求的东西是您无法找到的……在行动中寻找政治荣誉,那需要另外的天空、另一片天地,并重新创造一个世界。”
托克维尔之与社会的格格不入,是个人问题,也是时代、历史的悲剧。作为旧制度下的贵族,托克维尔身上依然流淌着追求卓越、伟大的血液,抱有政治的光荣和梦想,以及有克制的浪漫和激情。然而,祖国毕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托克维尔面对的现实是,人们“为了安逸而牺牲被其视为光辉的东西,为了卑微的事物而牺牲伟大的事物”。他身在其中的政治尤为不堪,因为人们坚信:“政治生活无非是一场人人都在追逐胜利的游戏；除了把政治当做工具的个人野心,政治中没有任何严肃的东西；政治领袖们只是些演员,他们甚至连戏剧的成功都不关心,只在意他们个人角色的成功。”此种环境中,托克维尔的精神状态可想而知——“当把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想象、愿望和期盼与我们眼前的景象作对比时,怎么会有别的情绪呢?”
作为一位怀揣梦想与激情的政治家,托克维尔对权力是向往的,但前提是“能体面地获得和保持”。1851年路易·波拿巴即位后他便隐身而退——或许是形势比人强,或许是托克维尔实在不愿放弃老贵族的尊严和体面。托克维尔终于意识到,“自己真正的价值主要在头脑的工作”,退出政坛后,他继续保持着通信的习惯,还写就了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仅供给自己消遣的《回忆录》。事实证明,他确实是“在思考中比在行动中更出色”。
根据托克维尔一生这段“悲伤的故事”,当今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概括出现代性的三大隐忧:意义的丧失、目的之晦暗、柔性的专制。在民主社会,身份平等了,人人皆可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个人主义盛行势所必然,无休止地追求个人私利,道德伦理被忽略、人生意义褪色也在情理之中；目的之晦暗是因为商业社会工具理性的盛行,生活充满了功利性的算计,价值弃若敝屣；原子化的个人如若一盘散沙,无力抵挡和抗衡专制政治,自由面临被侵害的危险。也正是这三大隐忧,让百年前的托克维尔饱受精神的困顿。
托克维尔真是头脑清明,他在通信中曾说,自己一生这段“悲伤的故事”,其实“差不多是所有人的故事”,无非是感受的深浅而已。这段关于现代性的悲伤的故事,至今仍在继续,只是托克维尔那样目光如炬的老贵族已经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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