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电影《一九四二》,是由这样四部分组成的:一是以老东家为首的难民;一是美国记者白修德;一是上自蒋介石、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下至兵士的官府;一是日本侵略者。主线是难民,除白修德和难民有些许的交织,其余基本都是平行线。这真的是一部难以拍摄的影片,没有传统的情节线,没有绝对的主角,主角是“一九四二”那场震撼人心的灾难。 好就好在没有主角,没有交织。它让戏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束缚,更让戏有了真正意义上宏大叙事的演绎,让戏变得如此厚重,不能承受任何人物与情节之轻。电影看了一半的时候,我在想,如果电影只剩下了老东家一列难民的故事(尽管里面有诸如卖老婆卖孩子、死于开水汤锅和刺刀下以及玩具风车等很多感人的情节和细节),其余都放在背景中去处理,会成为什么样的情景?会和眼下的电影没什么两样。好就好在有了白修德、蒋介石、李培基和一系列看似走马灯般来去匆匆、春来春去不相关、花开花落不间断的其他人物。它让那场灾难不仅沉重,更融入中国特色而具有了复杂性、残酷性、惯性以及和现实的相关性。它让历史不再只是尘埋网封的老照片,而变得可触可摸、含泪带血,有了自己的心理谱线,有了多少可以照见我们自己容颜与性格的一面镜子。这部电影,便不仅在题材方面有了开拓意义,同时在艺术的探索上也寻找到新的路径。我看到了它的气魄、勇气和难得的真诚。 曾有人说这部电影因缺少更严酷的残忍度,加上难民的过于有序和温情,降低了电影真实的力度。但是,我要说,这样的批评多少有些苛刻。只要看看周围已经和正在放映的电影,不是秉承着张艺谋和陈凯歌“满城尽带黄金甲”式的大制作,就是一锅大杂烩式的全明星走马灯演绎的历史大题材;要不就是充满东施效颦般浅薄的先锋式样、取悦观众的搞笑模式、明目张胆的商业广告式样,搞得艺术片不像艺术片,生活片不像生活片,历史片不像历史片,而成了四不像,只是急功近利地在国内的院线上匆忙地昙花一现,或在国际影展中走秀般的挂角一将,难接地气,缺少与历史和现实衔接的烟火气,更缺乏对历史和现实真知灼见的批判勇气、锐气和灵气。 难能可贵的是,《一九四二》有这样的勇气、锐气和灵气。面对沉甸甸的几乎已被我们遗忘的历史,它没有采取时下惯常的戏说或装神弄鬼的演义,而是直面并打捞那段残存在我们民族深处的记忆。揭伤疤总要比献鲜花艰难得多。一九四二年的记忆,存在于逝去的那段岁月里,如果不是这部电影有意识地去唤回它们、恢复它们,它们有可能就会永远沉睡在那里,被我们自己更被时间所遗忘。在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年代里,回避记忆,抹掉记忆,热衷于失去记忆,已经是司空见惯。人们更容易将目光即时性地投向充满利益交换和诱惑的眼皮底下与前方,唤回或恢复记忆,面对那一段残酷并令我们自己羞愧的历史与现实,不那么容易,那是一种能力。这能力,不仅属于艺术,更属于思想。 江河不洗今古恨,天地能知忠义心。历史上有些年头,是极具意义的,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一九四二》,让我们记住了我们民族这个饥荒、残酷、屈辱的一九四二年。它的意义,便不亚于一九四五、一九四九或一九六六等许多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年份。看完这部电影,让我想起雨果著名的《九三年》。它的意义,便是同样有勇气、有能力为我们钩沉并再现了那段最具有意义的历史,让那段历史成为了艺术的经典。 《一九四二》,令我对导演冯小刚刮目相看。这部电影让他远远超越了他的前辈,特别是已经把张艺谋、陈凯歌甩下了一大截。它不仅是冯小刚导演的最出色的一部电影,也是迄今为止国产影片中最出色的一部。它让我对中国电影重新燃起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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