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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10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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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月7日,温州市金融办首次发布民间借贷利率指数。(资料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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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念军
30余年前,凭借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温州人探索出了领跑全国的“温州模式”；30余年后的今天,以民间债务危机为代表的挫折又让他们备受诟病。
温商的问题实际在于,成长于“制度利差”的他们,很多时候都没有清楚地明白:对政策环境的深度依赖不仅会滋生惰性,而且会直接导致一己的迷失。
“这是中国经济现阶段面临的问题,也是温州必须解决的问题。”曾深入全国各地调研的冯立果说,“国家-区域-企业家”实际是不同层次上的经济主体,其发展规律本质上是相同的。
被借贷毁坏的发展之源
年关迫近,对于温州的一些民营企业主而言,这是真实的关隘。
与干燥的北方不同,冬雨中的温州,清冷刺骨。在温州学院大厦20楼的办公室里,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顺手拿起一份当地新近出版的报纸,往密密麻麻的分类信息栏目里信手一指,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则则的法院公告,“本院受理xxx诉你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送达或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依据……向你公告送达xx判决书。”——“这就是跑了的。”方说。
在方培林这一代温商的经验里,这样的情形并不陌生: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抬会”风波,曾在短短3个月内,便留下了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的惨痛教训。那同样是一次由民间借贷引发的金融危机。
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熟识的一位企业主,无力偿还3000万元的抵押贷款后,抛下工厂远走深圳。眼瞅着曾获成功的企业家朋友,一夕不保,便只能出走他乡图谋出路,这位温州打火机行业的领军人物自责对利息差额的“贪婪”。
这是真正的自责。黄并不隐瞒,自己从事打火机制造业22年,靠着一个又一个的打火机赚下的钱,迄今已有数千万元卷入此番民间借贷危机追讨无门。
以信贷“互保”为基础的利益共赢模式,曾经赋予了温州民营经济开疆拓土的所需资本,而一旦突破了产业利润支撑的底线,“一荣俱荣”便意味着“一损俱损”的可能。
“很多企业其实运营良好,但就是因为‘互保’单位要求解除担保或银行‘抽贷’而导致资金链断裂,最终倒闭。”伤及无辜的局部借贷危机,导致经济生态急剧恶化——恶性循环的开始已经呈现出“倾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残酷。
改革的胆识
“高利率的民间借贷只是压垮中小企业主的‘最后一根稻草’。”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事实上,各种沉重负担早已让企业“体力不支”,民间借贷乱象的背后,反映的正是实业不兴、中小民营企业盈利的艰难。
“为什么温州出了那么多企业家,方培林始终没能成为金融家?”采访期间,巧遇“温州模式”崛起的基层改革推进者黄德余从现居的上海回温州小住。1984年,他履新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钱库镇党委书记时,支持开办“方兴钱庄”。但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私人钱庄”,仅仅挂牌营业一天便被要求摘掉牌匾。
“上面有压力,我可以顶住,但是你的钱庄开起来,一定要保证做好,不要出乱子。”方培林至今记得黄德余当时对他说的话。
“想当年,没有国家政策,地方干部揣着乌纱帽帮我们做事。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胆子越来越小——中央有热情,到了地方,往往求稳有余、创新不足。”心怀“金融梦”却始终不得的方培林,以此阐释政治环境的不同。退休前曾任温州市委常委的黄德余则笑言,镇委书记一职足足干了6年,“当时没人敢用”。
在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看来,“温州模式”30余年前的兴起,正是源于基层改革带来的“制度利差”。中国企业家联合会研究员冯立果也认同,“温州模式”的明星式成长之路,固然与温州人的实干、冒险精神有关,但更关键的是,“当其他地方尚且处于计划经济、短缺经济状态时,相对宽松的小气候让他们抢得先机,率先完成了产业布局。”
跟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家一样,温商的起伏与政治环境的变化密切关联:当经济社会格局未定,“先行先试”让他们获得了先发优势；当“制度利差”消失,缺少了起跑线上的优势,适应新的博弈规则与生存环境便迫在眉睫。对“政策红利”的高度依赖以及由此而生的惰性实际上是他们共同的真实宿命。
在逐利中错过转型
新世纪初期的“全球化”浪潮中,以“小商品、大市场”为标志的温州轻工产业集群,在“世界工厂”的产业布局抢得先机,并通过60万海外温州人建起的商业通道占领欧美等重点海外市场。
“温州模式”在2003年呈现拐点,洪振宁介绍,当年,温州GDP增速首次放缓,落后于省内兄弟地市。冯立果则观察到,温州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此时已经趋于峰值。
加快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高新创新型产业转变,彼时在温州已被提上日程。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督促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态势相比,温州领先全国而迈进转型升级的窗口期。时至今日,“温州模式”非但没有实现转型升级,反而有不少行业的产业规模式微,令人唏嘘。
当地一位作家提醒,历史上的“八大王”事件和“抬会”风波等已不止一次表明:精神上的“温州模式”从来都带有鲜明的“冒险”色彩。它被视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而敢于冒险的温商,从不缺少在潮流大势中发掘商机的“智慧”。
房地产市场在2005年的井喷,让转型升级而不得的温商,追身而至。
洪振宁向记者讲述在温州流传甚广的段子:有职工千余人的企业老板,忙碌一年,利润不足百万元。老婆在上海投资楼市,8年间获利超过3000万元。当地多位观察者则一致提出,“绝大多数温州家庭都有两种投资:房产和民间借贷。”
“其实国内很多地方都这样。”他们强调,“只不过,可能温州的范围更广,或者说介入的程度更深。”
按照冯立果的观点,此间投身热钱与快钱的温商,实际把自己的经营方式绑上了宏观经济的战车。至于战车走向哪里,这些越发脱离实业支撑的商人们,则毫无控制能力可言。不止一位温商向记者诉苦,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炉,让他们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吃尽苦头。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鞋革业主带记者在园区内参观时说,“温州一些企业的问题,其实不在于转型升级,而在于只是以实业为平台进行融资、借贷——以钱生钱。”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数据显示,2004年温州逾90%的民间借贷是流入实体经济,到了2011年这个比例则萎缩到35%。
这不只是温州的问题
洪振宁认为,温州存在的问题其实是中国的改革不够深入、不够到位的表现。
“‘温州模式’遇挫的真实问题其实在于,温州作为一个地级市,基层改革实践中的诸多呼声未能与改革的顶层设计形成良好的互动。”温州问题专家、《温州商报》总编辑金可生说,“比如‘金改’、利率浮动等,温州一些地方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很好的实践,但这些经验并没有反映到改革的进程中。”
恰逢《温州一家人》热播和温州金融改革实验区细则的出炉,在温州采访期间,几乎每次都会感受到受访者的“喜形于色”。
以讴歌创业精神为主旨的《温州一家人》让温商的形象重现,以推进温州市场繁荣为目标的“金改”细则则隐现了告别泥淖的曙光。在他们看来,它们本就互通共融,蕴含了以改革繁荣市场的镜像与未来。
“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温州的先行先试走在了全国前列。现在,国家要深化改革,推进科学发展,外界对温州能否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有着更多的期待。”洪振宁笃信,“《温州一家人》在十八大召开期间热播意义特殊。”
诚然,无论是资源要素制约,还是自身发展瓶颈,甚或贯穿其发展历程的政商关系博弈,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温州模式”困境,都堪称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平台期”的缩影展现。
但对于温州而言,火烧眉毛的问题,已然不是转型升级,而是进一步化解债务危机。
集中爆发于去年9月的“跑路”风波,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运行秩序,而且直接殃及社会稳定。温州当地公安人士介绍,随着当地一些知名企业出现在公开化的债务危机传言中,密切监测相关企业动向,已经成为他们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
而在冯立果看来,即便温州能够尽快走出危机,未来之路可能也并不美好。
他说,以产业集群支撑的“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主要得力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发优势。而今,当温州人以投机取代了投资,守成替代了转型,迷失在转型升级的“窗口期”,国内产业布局形态已经截然不同,其他区域经济的后发优势已经呈现出较强的竞争力。同时,“世界工厂”中心的迁移,以及不可逆转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对外贸易的严峻形势,都喻示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温州轻工产业集群模式,必然走向衰落。
“这是中国经济现阶段面临的问题,也是温州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位曾深入全国各地调研的学者强调,“国家-区域-企业家”实际是不同层次上的经济主体,其发展规律本质上是相同的。“比如在宏观调控中,企业家要想获利可能并不难,但要谋求持续发展就必须恪守市场规律,以创新为推动力提升竞争水平。”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未来能够拯救温州经济的,并非房地产和传统低端制造产业,而是金融产业和创新技术产业,必须实现“温州模式”的升级,才能重新拾回发展龙头的地位。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提醒,一个企业要转型升级,在三五年可能没有任何效益,政府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升级发展,这不仅需要时间,更得耐住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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