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晓闻
春节临近,青岛市劳动保障监察局、建管局负责人开始接听政务热线、帮农民工讨薪。未签合同、证据不足仍然成为许多农民工讨薪的一大障碍(本报12月24日C02版曾报道)。
每到年末,农民工讨薪事件总会成为焦点,即便政府与社会已经开始为农民工积极提供便利、帮忙支招,讨薪难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然而,讨薪的农民工往往手上没有合同、没有欠条,缺少证据的投诉,不但增加了行政执法、诉讼调查的成本,也让受理投诉的部门为难。
农民工进城打工,签个合同就这么难吗?其实,最难的不是签合同,而是让农民工与用工单位站在平等的高度上,来商讨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农民工并非不懂得合同的作用,他们只是没有条件或能力去要求单位签合同。而另一方面,有的用工单位也正是抓住了农民工“不敢议价”的这一软肋,既不主动提供劳动合同,也不给农民工保留用工证据的机会,导致农民工拿不到血汗钱,也无法与用工单位对簿公堂。
年年讨薪难,折射出的是农民工所处的权利困境,根源在于农民工与用工单位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对等。如今,针对农民工讨薪事件,从上到下都在积极研究对策、开通便捷通道,为农民工及时拿到工资回家过年提供帮助。然而这种一到年底就突击讨薪终究不是长久之策。破解讨薪难,还应从制度建设、政策落实、宣传、监管等各方面着力,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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