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刘德峰
我们面临的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尽管一些国家会采取各种手段对我们进行限制、制约或围堵,但是全球化的这个平台本身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孟祥青
“要向高收入体迈进,更多就要靠创新,靠发挥民营企业家的活力,企业家精神,如果这个时候再继续强势政府,继续靠国营企业,那中国是不可能有创新、不可能有活力的。”
——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
■ 对外: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
南海,如今正成为全世界最复杂的海。
菲律宾、越南来了,日本人、印度人也来了,甚至连美国人、欧洲人都来了。
世界以复杂的心情参与到南海纷争,或许并不是为了领海或者石油,而是对中国的崛起表一个态。
国际上的一致预测是,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将赶上或超过美国。那时,中国的人均GDP大致1万多美元,正好翻一番。
这么快的发展速度,这样庞大的经济体量,必然导致世界对中国的疑虑和误解。从本质上说,未来10年,是中国从这个世界的“蓝领”转变成同时做“蓝领”和“白领”,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开始决定性竞争。
国内充斥着两种情绪,一种是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我们要不要跟美国叫板?在一些关键的国际利益诉求上是不是该更强硬?
另一种是,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科技创新、教育、社保很多方面没有跟上,这会不会给中国政治生态、国家稳定带来变数?我们的战略机遇期会不会被打断?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孟祥青认为,如果顶不住压力,战略选择发生重大失误,就会败在大国崛起的“摩擦期”。这个时期,往往被称为大国崛起的关键期、矛盾凸显期。
“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尊自大。”十八大报告给出这样一个态度。我们看到,不管美国如何出牌,中国与东盟的合作继续推进。就在钓鱼岛之争最为激烈之时,人民币和日元直接交易还是按既定时间表启动。在复杂国际环境面前,未来中国仍将延续这样的思路:不受外界干扰,做好自己的事情,发展好经济,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这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 对内:新机遇下加快经济转型
“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做出的战略判断。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这一战略机遇期仍在,但面临的机遇变了,“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
这实际上给出了在新机遇面前,中国经济转型的路线图——靠创新驱动产业转型的国家战略。
而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现代经济,必须要有清晰的政府和市场边界,这是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近期三一重工迁址事件,就揭示了中国市场制度远未完善,企业存亡严重依赖于政商关系的现实。
目前,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技术与商业模式上的创新能力,与国外差距甚微。阿里巴巴在建立电商平台9年后就创出万亿零售额,和全球零售业老大沃尔玛并驾齐驱。这说明了管制越少、市场化程度越高的行业,其国际竞争力往往越强。
“要管住政府的手,不要往企业家怀里乱摸。”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在十八大报告中看出这样的信号。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像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在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疾呼的:“要向高收入体迈进,更多就要靠创新,靠发挥民营企业家的活力,企业家精神,如果这个时候再继续强势政府,继续靠国营企业,那中国是不可能有创新、不可能有活力的。”
■ 城镇化是社会改革最大机遇
正在进行的城镇化被视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未来10年,我们不光要把握这个决策带来的发展机遇,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深入挖掘改革红利,进行一场最全面、深刻的社会领域改革,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严重社会不公。在这方面,沉积了中国社会最激烈的社会矛盾。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6.91亿,首超农村常住人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提出质疑:“这6.91亿人中有一部分人是‘被城市化’的,他们是1.59亿农民工。从统计资料上看他们是城市人,但福利、住房、教育都是农民工式的。”
要让农民工实现市民梦、创业梦和安居梦,就必须进行土地和户籍改革,以及与户籍挂钩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配套改革。十八大报告中,已明确提到要“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在户籍改革上,要把农民工逐渐转化为城市市民。在土地改革上的最新进展是,全国人大已经删除农村征地补偿30倍上限。作为最基本公共服务,未来住房保障改革将以解决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保障性住房为重点,以法定形式明确将农民工列为供应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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