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刘德峰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预测,2020年中国中产阶级有望扩大到6亿人。(资料片)
快速的经济增长,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公正清廉和开放的社会,使多数人依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成为可能,这些正是一个社会大规模制造中产阶层所必需的土壤。
——吕大乐(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政府需要为所有人改善生活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社会利益的固化需要不断打破,这样的大环境会让我们改善生活的努力更加有效,也更加带劲。
——《环球时报》社评
策划语
一个壮大的中产阶层,可以靠消费拉动内需,可以靠榜样作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可以靠中间地带缓和矛盾,使整个社会形态呈现橄榄形的稳定社会。
未来十年,政府将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打造中产社会?将推行什么样的改革,为培育壮大中产阶层铺垫土壤?通往中产之路,个人奋斗和国家改革,一个都不能少。
政策引领 ■ 收入倍增计划开启消费社会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的目标。
这一计划将配套收入分配改革。在专家看来,这一计划更多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这既增加全体国民的福祉,又缩小贫富差距,合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这样才能让全体百姓满意。”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说。
收入倍增计划会给未来的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人们寄希望通过这一计划,推动中国出现一个“橄榄形”的稳定结构社会。
这是邻国日本所走的“中产之路”。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后,仅用7年就实现国民收入翻一番；钢铁、汽车、船舶、家电四大支柱产业发展迅速,70%人口成为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追求生活舒适成为时代潮流,日本出现了一个“大众消费社会”。
有人给中产生活做了一个总结:他们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
2005年,国家统计局根据人均GDP和相对购买力指标,给出了中产阶层的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至50万元之间的结论,但这个标准很快遭到了来自社会的质疑。
2012年12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一个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论坛上指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到2020年有望超过40%,由此使这一群体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
改革破题 ■ 收入分配改革打破利益固化
港岛北角一带的太古城社区,是香港典型的中产阶层聚集区。至2010年时,该社区房产每平方米均价已达7万至8万港元。
与该社区的中产阶层类似,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的成长经历,正是典型的香港中产阶层成长轨迹。
1950年代,他跟随父母从大陆移民到香港,在香港大约40平米的廉租房内长大,属于典型的草根家庭。
青年时期,吕大乐赶上了香港经济起飞的1970年代。这期间,他在香港大学读书,随后到英国读完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从教。持续的工作付出,让吕大乐教授得以跻身香港中产者的行列。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雷鼎鸣表示,香港大部分中产人士,小时候都经历过“住公屋、串塑料花”的时代。1970年代的香港,为他们提供了通过教育改变草根命运,通过个人努力向上流动的机会。
大量产生中产者的香港1970年代,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因成立廉政公署走向公正、开放和廉洁,再加上政府开始推行公屋、义务教育、新市镇等系列民生政策,香港社会日益向现代化转型。
在吕大乐眼中,这些正是一个社会大规模制造中产阶层所必需的土壤,“快速的经济增长,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公正清廉和开放的社会,使多数人依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成为可能。”
有了“起点公平、机会均等”的社会土壤,中产者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路径,便具有了可复制性,他们也会成为社会效仿的榜样,由此也就能形成全社会努力向上、奋发有为的良性情绪和氛围。
2011年12月1日的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与会专家表示,当前中国应尽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为广大中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创造条件。通往中产社会,政府需要为所有人改善生活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社会利益的固化需要不断打破,十八大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诸多方面的强调,正是为培育壮大中产阶层铺垫土壤。
未来十年,一个消费驱动型的中产阶级社会将会建立,社会成员合理流动,贫富差距缓和,中国社会将变得更为稳定和更富有安全感。这样的大环境,会让每一个个体改善生活的努力更加有效,也更加带劲。
这就像《环球时报》一篇评论所指出的,在通往中产阶级的过程中,个人奋斗和国家改革,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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