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龚海
“美丽中国”何时能到来?那时候,我们的国家是否举目蓝天白云、处处山清水秀?
对此,一些环保专家和民间环保人士审慎地说:“其实,中国环境最糟糕的时期还没有到来。”
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无疑会给今后的环境保护带来强大的保护力量。但那些绕不过去的制度壁垒以及亟待敞开的公民参与空间,却是未来10年急需解决的。
策划语
我们渴盼美丽,当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与生态环境及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我们多么怀念小时候坐在屋前看满天星星的浪漫；当我们吃着速成的家禽、心存疑虑的粮食,呼吸着城市中无处不在的尾气时,我们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幸福安全的生存环境；当我们满世界寻找“最美”,给每一个温暖的人和事都迫不及待地戴上“最美”光环时,我们多么渴望那种和谐喜乐温情脉脉的美好生活。
“最美中国”—就这样给了我们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引导我们去寻找那份美丽。
环境保护的拐点已经到了
听起来让人失望,但事实如此,中国环境问题的拐点还没有到来,也就是说,在随后几年,中国环境问题将达到最糟糕的时期。
按照环境经济学中的倒U形库兹涅茨环境曲线理论,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会出现相应的环境质量状况: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环境质量可能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恶化,代表污染状况的环境曲线上升；到达一定拐点时,环境质量有可能随经济发展而逐步改善,环境曲线逐渐下降。
发达国家工业化一两百年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30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了,而“十二五”又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环境压力将会持续加大,污染减排注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预计,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到2030年可以基本完成,在这之后,环境的压力才会逐步减轻。在这之前,至少在2020年以前,都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所要面临的环境压力可想而知,这一点已经成了环境领域的共识。
库兹涅茨曲线在理论上的拐点还没有等到,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却在最近几年突然开始强化。
光是2012年,先后有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这表明中国的环境社会运动正在从小圈子走向以平民为主体的街头抗争。
这让不少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牺牲公众环境知情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模式受到了冲击,国家不得不正视这些新情况。在一些环保专家看来,公众的环境意识已经觉醒,如果说中国的生态环境还没有迎来拐点,那么环境保护的拐点也许已经到了。
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环保
在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后,一些民间环保人士非常审慎地看待这个提法。“大方向上的支持并不少,但当遇到实际利益冲突时,特别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诉求与当地群众的环境利益相冲突时,这些口号往往退居二线,切实利益被放在当地政府考虑的第一线。”自然之友副总干事、公众参与议题负责人常成说。
参考西方上世纪60年代末到达环境拐点时的公众参与,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坚持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一个顶层设计。“要尊重和认同公众的环境权益,首先是获取环境信息的权利,然后是参与环境决策和管理的权利,最后是司法救济权,也就是在知情权和参与权不能得到满足时,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环境信息的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前提。马军希望未来环境信息公开渠道能够更加通畅,扩大公众的环境知情权,例如环评报告不应只公布简本,应公布全本,重大项目应该提前广泛告知民众,环评的公众评议期应由目前的10天大幅延长,潜在影响明显或容易引起争议的项目,至少应召开一次公开听证会。
司法制度的完善将保证环境诉讼被法院积极受理,公众在知情权和参与权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还能够到法庭主张自己的权利。
随着公民环境意识的觉醒,这种依法参与的渠道一旦被堵死了,所有人都会采用其他的维权手段。现实中,环境维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
各地已经意识到公众参与的重要性,积极创新公民参与环保的形式,比如圆桌会、陪审员、道歉书、点单式、联动化等形式,其目的在于吸引公众积极参与到环境管理和公共决策中来。
官员提拔机制正发生改变
马军无法判断整个公众参与机制建立的时间表,只是觉得这项任务颇为紧迫。
没有一个环保制度的变革,马军觉得未来践行“美丽中国”的路途困难重重。“许多环保法规都是我们从西方借鉴过来的,但在西方国家灵验的东西,比如环保法,在我国却成为摆设。执法不严,重要的环评制度流于形式,企业的违法成本远低于守法成本,以致他们把环境罚款早就计算在成本之内,而不愿意去治理。”在他看来,这根本不是中国环境技术落后的问题,不是少数人、少数部门能力不足的问题,甚至不是腐败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
清华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贝淡宁则对中国未来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非常乐观。他认为,过去中国的环保法律得不到执行,是因为官员的提拔过多考量经济成绩,这往往带来很坏的环境后果。现在,他觉得这种提拔机制正在发生变化。
“绿色公民”在成长,但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的制度通道似乎很难一下子敞开,在制度壁垒难以突破的情况下,环保组织尝试通过各种创新的技术手段来逼迫环境冲突中那些高不可攀的利益相关体出现在谈判桌旁,并作出承诺和改变。
这符合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特殊国情,很多在中国造成污染的生产加工企业,实际上是跨国公司的供应商。来自消费者和公众的压力使这些重视品牌形象的大企业明白,要维护长期盈利必须做好环境保护,他们的绿色承诺和绿色责任将传递给供应链下游的污染企业,给供应商的环境整改带来动力。
绿色供应链的方式屡试不爽,一些大公司已经学会对供应商进行搜索和甄别,对有问题的供应商进行核查,逼迫他们整顿,并保证达到当地的环保标准。
整个环节都绕开了目前宽松的环境执法以及不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马军说:“这就像一堵墙挡在你面前,你冲不过去,那就想办法绕开它,绿色供应链就是一种突破。”
|
